中国的银行业正经历深刻转型。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金融工作必须坚持“政治性、人民性”。这一定位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属性——不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机构，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政治性，就是要服从国家发展战略，将信贷资源精准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方向。所谓人民性，就是要围绕民生需求发力，保障就业、推进“保交楼”等民生任务落地。政治性和人民性给银行业务列出“正面清单”，银行的经营从此发生根本变化。开展信贷业务不再是“能做的都做”，而是“清单内优先做、必须做，清单外谨慎做，甚至不能做”。
为了完成国家的金融任务，监管部门设定各种硬性考核指标，对科技创新、制造业、绿色信贷、普惠金融都有具体的规模增长和占比要求。例如，普惠贷款要实现“两增”：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覆盖户数要持续增长。
为了完成国家的金融任务，政府全方位配合银行的信贷业务。政府给银行推送“白名单”，提供符合条件的优质客户供银行优先审批。政府向银行开放工商、税务、社保、水电、不动产、知识产权等数据，让银行做风控建模、给客户精准画像。政府设立风险分担基金和担保机构，与银行分担风险。有些地方的住建局，甚至把保交楼工地的摄像头实况与银行分享，共同监督工程进展。政银合作与考核指标，使银行越来越像准政府机构。
信贷赛道上的同质化竞争
国家金融任务把信贷资源严格限定在政策划定的“白名单”内，形成一个封闭的竞争场域。名单之外的融资需求被行政性排除，所有银行都挤在名单内争夺客户，竞争高度同质化，且竞争方式呈现鲜明的新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利率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尽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保持稳定，但各家银行的实际执行利率不断下探，LRP“减点”的幅度持续扩大。不少分行为了完成科技信贷投放指标，甚至出现实际贷款利率低于自身资金成本的情况，完全背离市场化定价原则。
其二，头部银行纷纷利用政府分享的数据，搭建智能化风控与营销系统，制定自己的白名单。一旦某家“专精特新”企业的纳税额、用电量等指标达到预设标准，系统就会自动触发预警，客户经理就迅速带着预授信方案上门对接。有的银行还通过后台监控企业的资金流水动态，利用信息优势争取别家银行的优质客户。
其三，从单一贷款业务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一些银行即便单笔贷款不盈利，也要先拿下客户。原因在于，合作关系确立后，还能延伸获取企业 IPO承销、高管财富管理、员工代发工资等一系列高价值业务。部分银行还推出“认股权贷款”，在提供极低利率的同时，约定获得企业未来股权的认购期权，通过长期收益弥补短期损失。
其四，从卖产品到“搭生态”，用系统锁定客户。为了抢占科技金融赛道，银行开始免费为企业部署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财务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等数码化工具。企业一旦使用，日常经营数据、人员信息、交易记录都会沉淀在银行体系内，后续更换合作银行的迁移成本极高，相当于被深度绑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竞争的核心驱动力早已不是利润增长，而是考核达标，无论是普惠贷款增速，还是科技信贷占比，本质都是任务指标。当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完成任务”，利率便失去调节资金供需的市场功能。
这种非市场化的竞争模式，正在产生一系列后遗症：一是资源错配，真正具备创新潜力但不在名单内的企业，无法获得低成本资金支持，反而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融资困境；二是信号失真，利率无法真实反映资产风险水平，投资者与决策者难以通过价格信号，识别市场泡沫与潜在危机；三是能力退化，银行更关注如何获取政策资源，对企业经营能力、技术前景的独立评估能力逐步弱化。
银行“招商化”：与地方政府的异曲同工之妙
如今银行在普惠金融、科技金融领域的运作模式，与多年前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过去，地方政府背负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税收上缴、固定资产投资等硬性指标，为完成任务，往往通过财政补贴、无偿供地、税收减免等方式吸引企业落户。现在，银行同样面对硬性考核指标，也开始采用价格补贴（利率低于成本）、指标竞赛等方式争夺客户。
从获客方式看，当年是市长带队赴发达地区招商，推出“三免两减半”等税收优惠政策；如今是行长带队进驻产业园区，给出“LPR大幅减点”“免抵押担保”“首贷贴息”等优惠，甚至免费赠送ERP系统、财务软件。这种倒贴式获客，与当年地方政府送土地、建厂房的做法如出一辙。
从筛选标准看，过去地方政府划定产业园、开发区，只有进入园区的企业才能享有政策红利；现在银行紧盯的白名单，本质上就是金融版的产业园模式——名单内企业资金供给充足，名单外企业即便发展潜力大，也会被银行的筛选机制“无视”。
更有意思的是，当年地方政府常用的“关门打狗”策略，如今在银行业务中演变成“存量收割”，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
一是银行免费提供系统，掌握企业的全部经营数据与管理流程，企业一旦更换银行，意味着要重新搭建整套系统、迁移全部数据，成本高到难以承受，只能留在原银行合作。
二是强制捆绑增值业务，变相抬高融资成本。企业拿到3%的超低息贷款后，银行往往会“建议”企业配套购买代发工资保险、雇主责任险等产品，或是收取名目繁多的评估费、财务顾问费。还有更常见的存贷挂钩：比如贷款1000万元（人民币，约188万新元，下同），银行要求其中300万元必须留存为存款。由于存款利率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被大幅拉高。
三是续贷环节取消优惠。很多低息贷款仅第一年能享有优惠利率，到第二年续贷时，银行会以风险评估调整为由取消优惠，恢复至LPR加点的定价水平。
潜在风险：规模扩张背后的隐忧
当银行像地方政府一样，片面追求普惠贷款、科技贷款的增速与规模，本质上是在用当下的规模达标换取未来的风险隐患，长期来看，可能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问题。
首先，银行的风险定价功能主动失效，风险抵御能力大减。在市场化机制下，高风险业务对应高利率，高出的利差部分会作为风险拨备，用于覆盖未来可能出现的坏账。银行为了完成指标，将利率压到极致，利差空间被极度压缩，根本没有足够利润计提拨备。一旦坏账集中爆发，不仅难以收回本金，连过去几年赚取的微薄收益都会被全部吞噬。
其次，白名单模式导致风险高度同质化，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当所有银行都基于同一份名单发放贷款时，名单内企业的融资规模会快速膨胀，一家原本只需要1000万元资金的企业，可能被多家银行争抢，最终拿到5000万元甚至更多资金。过度融资要么导致企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要么造成资金空转、脱离实体。一旦行业发展周期下行，风险就会在名单内企业集中显现，所有参与放贷的银行都会受冲击。这与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集中爆发的逻辑完全一致：优质主体因过度融资，最终沦为风险源头。
最后，虚假繁荣会掩盖真实风险，信用体系将面临冲击。行政考核压力催生大量中介机构，通过包装数据、伪造资质，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白名单，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充斥包装出来的优质资产。随着三至五年期的中长期贷款逐步进入还款高峰期，如果宏观经济环境不配合，那些依靠中介续命、以贷养贷维持的企业，将快速显现出风险，冲击整个信用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的不良贷款与地方政府债务有本质不同。地方政府拥有征税权、土地储备等兜底工具，债务出现问题时还能通过展期、债务置换等方式化解；但银行的风险缓冲工具只有资本金，一旦不良贷款大规模爆发，信贷扩张能力会直接枯竭，带来的金融冲击与经济代价更加难以承受。
不过，近期也出现积极信号：就在本文撰写期间，金融监管总局正式发文，取消实施多年的普惠小微贷款硬性增长考核要求。这一调整，或许意味着监管部门已经察觉到银行行政化运作背后的潜在风险，正在纠偏。
作者是本地经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