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美军特种部队突袭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月28日，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袭击中遇难。这两件相隔不足两个月的事，若只顾着追踪各方最新声明、即时战况，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波动与生活压力，我们很容易把它们视为孤立事件。然而，信息碎片化时代最危险的，正是远期记忆能力的衰退，是对事件之间长期关联性的忽视。
委内瑞拉和伊朗先后“出事”，是因它们分处美国战略版图的两个关键位置。委内瑞拉位于传统的美国后院，坐拥世界级石油储量，查韦斯时代起便积极推动拉美区域自主、南南合作等经济政治网络，试图在西半球撬动美国的支配地位。伊朗则位于欧亚大陆西端，连接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中亚与亚洲能源需求，是“亚洲世纪”能否获得稳定能源支撑的关键节点。
美国哲学家乔姆斯基2006年在《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中已经点明，委内瑞拉和伊朗分别是美国霸权长期面对的两个结构性难题。两国并非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临时发现的打击目标，而是后冷战秩序中始终存在的痛点。把今年的军事行动放进30多年的历史脉络中审视，与其说是特朗普的一时冲动，不如说是美国长期积郁在新阶段的集中引爆。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成为世界运行规则的单极话语者，全球化几乎等于美国化。然而，随着这套机制不断扩张，却产生出令美国烦恼的“噪音”：中国快速工业化、拉美出现反新自由主义浪潮、伊朗在制裁压力下转向区域伙伴，全球南方也逐渐摸索不完全依附美国的合作空间。
既然全球化不再自动服务于美国利益，美国便一步步从秩序推动者转变为秩序的重新编排者，甚至在必要时成为破坏者。港口、海峡、油气田、海底电缆、晶片工厂、金融结算系统和关键矿产，都正在从商业基础设施变成战略控制点。冷战后的美国战略，由此呈现为一条逐渐收紧控制权的脉络：1990年代以自由贸易、美元金融和国际制度塑造世界秩序；“九一一”之后重塑中东政治地理与能源格局；2018年后转向金融武器化、科技封锁和供应链安全；今天委内瑞拉和伊朗事件所显示的是对关键节点的直接再控制。
委内瑞拉和伊朗不是孤立的“反美国家”，而是可能把不同区域、不同资源和大量发展中国家连接起来的关键节点。委内瑞拉连接石油、加勒比、拉美区域自主、中国投资和南南合作；伊朗连接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亚洲能源需求、中俄战略联系，以及去美元化想象。真正令美国警惕的，是多个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市场与金融平台形成相互支撑的替代网络。美国近年来的政策重点，正在于打击任何可能以联盟、区域合作或替代网络削弱其单极优势的尝试，把原本可能横向连接的经济体重新拆散，使它们在能源、金融、技术和物流上始终保留被切断的风险。
把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归结为特朗普的冲动，既方便，也危险。特朗普当然有鲜明个人风格：高调、交易化、对外交辞令缺乏耐心。但美国战略并非从特朗普开始：冷战后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无人机战争、金融制裁、晶片禁令，横跨民主党与共和党政府。特朗普不是凭空制造这些战略方向，而是以更直接、更不加修饰的方式把它们加速推进。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冲动”，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假象——它让外界把结构性战略误判为个人风格，把长期部署误读为临场反应，从而降低对美国战略连续性的警觉。
对于亚洲，尤其东南亚而言，这不是遥远的拉美或中东故事。李显龙资政今年1月指出，台海若发生问题，不只是两岸之间的事，而是整个区域乃至世界的事。外长维文4月也警告，一旦区域陷入战火，没有任何“安全绿洲”可独善其身。新加坡须要保持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所谓“亚洲世纪”，不应被理解为亚洲必然胜利的口号。
亚洲的崛起需要稳定能源、开放贸易、可预测规则和大国克制。若美国试图通过控制关键节点维持优势，若中国、印度、亚细安和中东产油国无法形成足够稳定的互信机制，所谓“亚洲世纪”，反而可能变成资源竞争、能源焦虑与技术分裂相互激化的世纪。
过去60年，新加坡借助全球贸易、航运、金融和规则秩序的开放性得到令人称羡的发展。接下来，当每一条物流路线、每一种支付安排、每一项技术采购，都被迫面对“合纵”还是“连横”的立场选择，新加坡要维护生存空间，将不得不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胡以晨近期在《约束之下的赢家》（4月14日《联合早报·言论》）指出，今日的赢家不是正确预判冲击的人，而是无论冲击从哪个方向而来，都仍然留在桌上的人——对小国而言，这句话既是警醒，也是方向。
碎片化时代最稀缺的能力，是把分散的事件重新放回历史与战略脉络中来理解。对本区域和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站在远处每日议论战火如何延烧，而是及早认识到：未来的国际秩序竞争，不会只发生在战场，也会发生在港口、油轮、银行系统、晶片工厂、海底电缆和区域组织的会议桌上。看见这条脉络，不是为了自怜自艾，而是为了在全球网络被重新切割之时，仍能保留必要的判断力、弹性与周旋余地。
作者是本地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