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注意到一位中国顶尖学者对中美关系的论述，并认为这一视角具有相当价值。据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倪峰先生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提出几点期待。
经笔者总结，大略有以下几点：第一，目前中国的对美研究仍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入的结构性研究，未能跟上国家“服务大国博弈”的战略需求；第二，缺乏自主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体系和议题设定，在理论和方法上缺少突破，对涉及美国内部变化和趋势的热点问题缺少研究；第三，学术研究和政策转化之间缺少连接。为此，倪峰教授建议学习美国的“旋转门”机制，使学者能进入政府部门参与对美事务，同时让具有外交实务经验的官员回到学界，强化理论与实务的结合。
笔者认为，以上三点切中要害，确实是警世之论。关于第一点，笔者已经对中国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热衷于在媒体上放言高论，左右公众舆论，提出过质疑，认为满足公众需求的工作，可以由媒体人来从事。事实上，很多媒体资深时事评论员甚至一些自媒体人都可以胜任一事一评的工作，或者对美国的举动进行预判。这种“表层”的工作，经过学术训练的学者未必做得更好，学者更应该着眼于对基础性、理论性、实证性的问题进行深层和耗时更长的研究。
笔者认为，在第一点上，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学者，或许应该沉下心来思考，并回应另一个层面的受众在知识和理论上的需求：即今日的中美关系的结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果大国间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说，在中国早已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抵制，替代性的大国相处理论又是什么？更进一步，如何把这个站在中国角度看待世界的理论，提炼成另一种同样基于世界史，但是高度凝练、富有解释力而又易懂的概念框架？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英文资料来看，在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竞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美国政学两界目前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中国所追求的终极战略目标是什么？这确实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界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事实上直接关联到倪峰教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学术化、理论化和设置理论议题的能力。美国方面可以以拜登时期的白宫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为例，看出严谨和高质量的学术培养，是如何在美国外交事务中起作用。杜如松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本科毕业，辅修东亚研究（中文教育通常在这里进行），在学术入门阶段即结合国际关系和区域研究。在博士阶段，他在哈佛大学专攻中国外交政策，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长期博弈： 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标题就体现明确的价值取向，即认定中国的长期战略是最终“取代”美国。美国两家顶级学府的严谨学术训练，使得这样一位从事外交战略实务的政府官员的立场和观点，以及所画出的路线图，具备足以在学术界立足的坚实学术价值。这一学术严谨性，又足以在学理上影响美国政府的整个对华评估和判断。
沿着倪峰先生的思路，笔者首先认为，中国学界有必要真正回应这类对华研究，不论是解释中国没有这种企图，还是明示中国眼中博弈的终局；其次，仅仅回应肯定是不够的，确实应该对美国内部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在历史脉络中加以梳理：例如，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渊源；当代美国政治文化转型，特别是变化中的宗教信仰状况；美国的地域文化、地方因素、青年亚文化和政治倾向等。在这些方面，中国的议题设置能力，将极大地受益于中国自身漫长的历史经验、相对世俗化的信仰体系，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对国家、世界、战争的深刻洞见。
在第三点上，杜如松的个案仍然值得借鉴，因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式“学者型官员”，学术履历完美，研究深入扎实，离开政界以后，正是经过“旋转门”制度，无缝地进入偏重政治和外交的顶尖私校乔治敦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他的研究履历和实操经验的结合，相信会使他的学生极大获益，但他认定中国有计划取代美国的思想，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他的学生，而他80后的年纪，注定还将发挥相当长时间的影响力。
由此，笔者完全赞同在中国建立“旋转门”的构想，由对国际关系和美国本身有相当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具备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充分阐释力的中青年学者，直接参与外交政策的咨询和制定，未来又由这部分学者型官员去培养下一代美国问题和战略专家。这样的制度将改变中国外交系统人员以语言与翻译为核心背景、学术培养一般只到海外大学硕士一级的状况，极大地加强中国外交战略的学术性和理论深度，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取得平衡。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