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章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患有官僚管理病，呼吁为高等教育松绑（《中国高等教育有严重异化现象》4月6日《联合早报·言论》），朋友读后，与我探讨高校绩效管理的得与失。
官僚制并非贬义词，现代社会的企业和政府组织大多是官僚制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总结官僚制的基本特征，是职能分工、层级管理和规则管理。官僚制的运行方式是上级制定工作任务，下级执行工作指令，上级考核下级并予以赏罚。
基于规则管理，官僚制组织的考核指标须满足客观和可量化的标准，尽量排除主观性评价。最好采用数量、重量、长度这类一致性高的标准，尽量排除美观、优异、满意度这类主观性强或一致程度不高的标准。这是官僚制考核的缺陷。
举个案例来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以家具的重量作为标准，考核国营家具厂，生产吨数多的家具厂受到奖励，结果是家具厂争相把每件家具都造得极其笨重，以提高生产绩效。有人分析，如果波兰政府把考核标准改为家具的数量，那波兰将生产出世界上最轻的家具。为什么波兰政府不以客户喜爱度或美观程度来评价家具厂的绩效？因为要让考核有说服力，就只能选取可衡量的标准，而客户喜爱度或美观程度缺乏一致性。
官僚制的考核很机械，因此只适合管理机械性工作，例如管理流水线生产。解决家具厂绩效的管理方法，是把“任务管理”交给官僚制考核，把更复杂的“目标管理”交由市场决定。但我们无法用市场机制去管理高校的绩效目标。
官僚制组织的成员，会超常规生产那些被定为生产指标的事物，所以这些指标通常比正常情况下更优异，形成一种“数据繁荣”现象。“数据繁荣”不是指数据造假，而是指作为指标的数据被扭曲生产，已不能真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由于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无法被量化，政府部门通常以论文和专利的数量，评价高校和教师的科研成就。当数量成为考核指标时，论文和专利的质量不再重要，“批量生产”才重要。高产专利、高产论文，为生产而生产，不仅没能同步创造学术价值和生产力，还导致学术浮躁、学术腐败和学术造假日益严重。
2024年，中国发表的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占世界总量的39.2%，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总量的49.1%，分别是美国的1.7倍和3.6倍。但这些数量或许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科技实力。同样，博士招生量、教师博士化率等数据，也不能准确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的真实水平。
不仅是在文化领域，中国在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数据繁荣”现象。
官僚制组织只关注成员完成本职工作，既不为他们提出自由发展的空间，也不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和大胆尝试。久而久之，成员会变成任务机器，只关心达成工作任务，变得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逐渐丧失探索兴趣、创新活力、冒险精神和追求卓越的雄心。
这就是“平庸官僚”现象。
为什么中国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有名的“钱学森之问”。究其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官僚制管理下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会逐渐蜕化为“平庸官僚”。
在管理中，我们常说“对标对表”，意思是每个组织和个人，要对照上级规定的指标和时间表完成工作，即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规定的任务。一项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研究或发明，往往需要漫长的积累，但绩效考核是年年小考、三年大考，在考核压力下，谁愿意去做耗时费力的突破性研究？
出现官僚制组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过度官僚化却有害，特别是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更不能过度官僚化。官僚制培养不出牛顿和爱因斯坦，重金奖赏也激励不出比尔·盖茨和马斯克。
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