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近来频频成为舆论焦点。围绕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的举报风波，是最新的热搜话题。
事件起因是上月底，一名家长在沈奕斐的网络直播间连麦咨询，称小学二年级孩子遭受校园霸凌，老师处理不公，导致孩子有轻生念头。
身为社会学专家的沈奕斐了解后发现，家长认为的“霸凌”，不过是孩子把零食分给同学，但没有获得回赠，两个孩子因此发生推搡。她因此判断，这只是孩童间普通的社交摩擦，并不是霸凌；反倒是家长陷入“受害者逻辑”，令孩子承受压力。
这段40分钟的连麦沟通，在隐去当事人身份信息，并对声音做处理后，做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连麦的母亲随即开始向复旦大学举报沈奕斐；先是投诉上述视频侵犯个人隐私，又投诉沈奕斐不务正业、公开直播影响本职工作，还反复拨打学校各个部门的电话投诉。
中国媒体星期五（5月22日）引述复旦大学回应称，沈奕斐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直播并没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存在所谓“侵害第三方隐私权”等问题。最终，学校研究后并未对沈奕斐给予任何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
事件看似顺利解决，但沈奕斐在回应视频中自述，被举报的近两周时间里，她为了配合调查，反复撰写情况说明、应对问询，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都被打乱。
据她回忆，这名家长因为认定孩子被霸凌，把老师举报到校方甚至报警。反复举报两个多月后，当地教育局明确学校和老师都要承担责任。沈奕斐说，她起初不理解官方为什么这么处理，自己被举报后理解了：“大家都想息事宁人……你这么搞两个月，身边人不都被你搞疯了吗？”
投诉者的诉求之一，是要求沈奕斐团队把连麦视频下架。沈奕斐说，她原本也抱着一丝息事宁人的想法，打算撤下视频；但看到视频评论区有许多一线老师留言，分享他们同样被家长无理举报的痛苦和委屈，让她决定保留视频，“硬刚到底”。
沈奕斐说，她在评论区看到很多在体制内无法为自己发声的老师，“她举报是没有成本的，可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评论区网民感叹：“幸亏沈老师是复旦大学的，但凡中小学老师，已经被欺负得离职了”；也有老师感谢沈奕斐为广大基层教师发声，坦言“很多班主任连续十几年被认知偏执的家长折磨”。
随着视频被疯转，“复旦副教授被举报”等话题冲上热搜。不少网民和媒体评论将矛头指向进行不实举报的家长，批判“零成本举报”被部分家长滥用，成为向老师施压的武器。
中国教育界举报之风盛行，并不是新鲜事。据媒体报道，2024年前八个月，西南某基层教育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信息；经查证，其中仅有七条举报基本属实。今年初广东东莞“两会”上，当地多名市政协委员提出“投诉泛滥破坏教育生态”，也登上社媒热搜。
在人人有手机、个个能上网的时代，阻止举报几乎不可能。举报作为维护个人权益和社会公义的机制，也有其存在意义。比起举报是否被滥用，更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举报如此有效？
在围绕沈奕斐的举报风波中，虽然复旦大学最终未作处分，但只要看直播视频就能判定举报不实的情况下，当事人却依然要通过反复写材料、做汇报来自证清白，也凸显出举报受理机制的不合理。正如网民所说，作为中国顶尖高校的复旦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基层学校处理举报的程序有多繁琐磨人。
这样的情况不只存在于教育领域。从学校到医院，从文艺团体到基层单位，近年来都对舆情风险高度敏感，往往抱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心态，令被举报者承受巨大压力。这使得举报成为一种发起成本极低、自证成本极高的不对等博弈，被部分人滥用。
作为媒体从业者，对举报最深的感触，莫过于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忌惮举报，或是不敢接受采访，或是避谈相关课题。当人人对举报草木皆兵时，表达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公共讨论的空间也越来越窄。
今年3月，一名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在小红书披露，她此前在拍摄实验室vlog中因露出实验动物而遭人举报。但导师收到举报后并未要求她自证，而是观看了她的全部视频，判定没有违规，并表示若再有类似情况，学校愿提供相应支持。这类调查和保护机制，或许能成为中国高校借鉴的他山之石。
复旦教授被举报事件引发关注，一定程度上在于它触发了教育工作者，乃至其他领域一线工作人员的切身之痛。要解决“零成本举报”，不能只靠呼吁家长提高素质，更需要有关部门建立更加完善的应对机制，包括过滤恶意投诉、展开专业调查。唯有如此，才能让各领域人才把精力投入到专业，而非用于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