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彼得:关于不婚不育,且让我胡言乱语几句

前不久读到新闻,说政府科技局正在构思一款交友应用“Firstdate”,用Singpass认证,确保不是诈骗,就能参与速配,重点是相约的第一餐,政府负责买单。

由官方出面,协助适龄的男女脱单,让不少年轻人感到讶异。好一些外国博主也觉得挺有趣和新鲜的,笑说新加坡政府操心操到这个份上,比父母甚至“当事人”还急。

我呢,更多是: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政府当红娘的冲动,已不是第一次了。70、80后的,都还记得SDU:社交发展署吧?那是上世纪80年代,婚龄开始推迟,国家尤其担心女大学生的基因没能延续(当时谈基因,还不至于政治不正确),因而成立的机构,专门做撮合工作,如办团体活动、让人们有更多机会相聚和交往,好像还大手笔赞助过游轮之旅。

新加坡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偏偏不婚、迟婚、不生、少生,从SDU年代开始,几十年来始终无解,以致居民整体生育率一路跌到让人绝望的0.87。今年,官方的更大动作,是成立“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因为直接就开宗明义,告诉你要做思想“斗争”了——从人们的婚恋和生育观下手。

这肯定是一项迎难而上、逆势而为的使命。年初,《联合早报》在报道政策研究所的相关调查结果时,突出了这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在21岁至34岁的受访者中,超过八成认为单身是可以接受的选择;另外,认为结婚不是必要的,以及婚后不一定就得生娃的,各别都达到七成之多。对了,这些比率都是男女合计,分开来看的话,女性还明显高出男性几个百分点!

在西方的特定圈层中,厌男症(Misandry)一直存在甚至被标榜,我不禁怀疑,这股西风是否也已悄然东渐。无论如何,很多人在生育的第一道门外已经卡关,人海茫茫,那个对的人要上哪里找啊?又或者实情是:很多男人女人,已放弃了寻找!

生与不生 男性其实没太大话语权

现代人不婚、不育,主要阻力还在于牺牲太大,尤其是站在女性的视角,成本与收益是失衡的。这个成本,还不仅仅是奶粉、纸尿片、报才艺班这类开销,它更多是无形的,包括时间、事业、生命的其他可能意义,例如对诗和远方的向往。

不久前在国外,和一个朋友讨论加辩论。他感慨如今的年轻人,传宗接代观念已荡然无存,批评他们自私,过于享乐主义。我则能多少理解现代女性的苦衷,认为表面上虽过于精算,却也是理性的抉择。也许可以不认同,但同理心还是要有的。甚至在生不生养的问题上,男人还不应有太大的话语权,因为付出仍然是不对等的。

借用一个生命科学的类比:卵子是人类最大的,唯一肉眼看得到的细胞,比精子要大上1万倍,里面全是胚胎成长所需的营养和能量,以及各类调控发育的分子。卵子加上子宫这个保护体、补给站的作用,生命的发生才有可能。精子呢?更多只是个游泳比赛选手罢了(所以,当男人说孩子是自己的“骨肉”时,还是应当谦卑一点,别太大声)。然后,我们扪心自问:孩子离开母体后,在养育职责上的分担、贡献,有颠倒过来,或50:50吗?还是仍然一样,最多只是个“从旁协助”的角色,甚至经常缺席?

和朋友辩到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我说,唯一釜底抽薪的一招,是别让女子受教育,还要从小送她们到教堂或回教堂接受感化。上个月看到一张新闻照片,加沙人在停火的间歇,竟然还办了一场集体结婚仪式,让我印象深刻。加沙人口只有220万,但就算家园已毁,去年诞生的宝宝也有近5万个,比我们多出近一倍!这就是宗教的力量。事实上,若不是马来同胞仍然给力,我们应该更早就跌穿0.87,甚至把韩国、台湾等摁下,直奔世界第一去了。

和我同年的堂妹,大学毕业后教没几年书就回家生了四个小孩,中断10多年后才又回到职场。那年头,上大学的比率还是偏低的,很多亲戚对她和丈夫放弃双薪,过极简日子的决定无法理解,但我明白,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相信必须开枝散叶。一代人过去了,今天,有类似想法的人肯定少了很多。人们还会暂时离开职场,但为的是其他爱好和追求,或单纯就想“拿一个断”(take a break),体验一下躺平滋味。

当然,诉诸宗教感召,还有别读书什么的,都是我的胡言乱语和泄气话。我们不应该,也回不到从前了。毕竟有谁不想自己的女儿更有学识和见地,生活得比我们更好?又有谁希望她们倒退到旧时宗法社会,沦为没有自主权的生育机器?

选择不婚,除了机会成本太大,还有一种男不愿上娶、女不愿下嫁的惯性思维的阻挠,以致好些条件优越的女性,以及社会中下阶层男生,在这种结构性错位中,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因此,并非所有独身者皆为独身主义者,而是原本也想有个归宿,只是不愿意妥协、将就。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推想,很多的婚姻其实就是妥协的产物。

当然,女性已经觉醒,两性不平等如今已改善许多,固化的“男下娶、女上嫁”思维迟早会减弱。当更多的男性敢于娶霸道女总裁;更多女性愿意抛开对经济保障、权力、地位的执念,把目光锁定在好人、真爱上面,婚恋市场上的错位才有可能多少补上。但这一天何时会到来?准备重塑人们思维的工作组,又可否在这方面也尝试一下?

爱的尽头 总是一堵墙?

说到底,现代婚姻的基石,是两情相悦,直到地老天荒的信念,然而这个基石,似乎本身已变得脆弱。

或许,这才是更深层症结的所在。

一次,和一位英文报同行闲聊,问他现在每天必须回来公司的感觉如何?他说很喜欢,因为本来和妻子相安无事,怎料居家办公的这一阵子,彼此看不顺眼的事多了起来,老是互相争吵、怄气……

这让我想到日本和韩国正在爆发的“黄昏离婚潮”,当中韩国尤其夸张,去年离婚案例中,婚龄超过30年的,首次超越5年以下的!两国情况很相似:寿命变长;女性在经济上更独立;观念上改变,年轻时有孩子要照顾没办法,晚年“不忍了”,想真正为自己而活,而很多的燃爆点确实是丈夫退休了,导致整天相看“两相厌”。另外根据报道,主动提出离异的,往往是妻子!

不久前在YouTube看了陈文茜访问台大蔡璧名教授的视频,让我对女性的“美丽与哀愁”,又有了多一层体会。蔡璧名专门研究庄子,连婚恋观,都和庄子追求的逍遥、身心灵自由一脉相承。

两人其实更多是在对话。她们都认为,幸福的婚姻也许只有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少。她们不是不相信或不渴望爱情,但都知道人的情感在不同时空环境中是流动的,因而可以深情,但不应执着、陷溺,更不要彼此用道德框架挟持,因为道德摆进来了,就会有隐瞒,然后就有所谓“渣”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懂得止损、放下,甚至学会“分手快乐”。

像蔡璧名说,年轻时,男友在美国读书,每次送机,她都会告诉对方如果找到更好的,就把她忘了……

陈文茜也很好玩,说曾告诉一位50多岁的艺术家,自己谈过大概七八个对象,结果艺术家大吃一惊,说这未免太少了吧!简直把她看成老古董一个。

访谈中,两人谈到中国诗人路南在《曾经》中写下的:“路的尽头是一堵墙”,说着说着就改成“爱的尽头是一堵墙”。陈文茜还大胆倡议,既然爱情很少能一生一世,婚姻就不好是终身契约,而是15年,合约期到了要续可以续,不续就好聚好散,两不相欠。

有人也许认为,她们只能代表高知女性,见解不一定有普世性。但这样说吧,访谈是前年做的,然后去年,与子宫颈癌缠斗了10多年的蔡璧名走了。陈文茜的身体状况,很多人也都清楚。过尽千帆,生命来到就快靠岸的一刻,你说她们的思考能不通透、剖白能不情真意切吗?

两个有故事的女人,最后以互相拥抱结束录影。说不定关机之后,还掉了眼泪?

一场观念拔河 成败远未可知

关于爱情,一代又一代,总有人前仆后继,相信至死不渝,这很自然,也是正念。但受到伤害或始终无缘找到神仙眷属的怀疑论者,也会不断涌现,包括对既有婚姻制度的质疑。

在一些国家,“婚育脱钩”极其普遍,像北欧的婚外生子比例已几乎占到一半。还有一些地方,则在婚姻之外,流行着同居的模式,它们既被社会视为常态,也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

对于这些额外选项,我们总会在本能上排斥,甚至在道德上批判。但我认为无须如此绝对。毕竟,要改变人们的婚恋乃至生育观,每一颗石头都得翻动,而不能首先画地为牢。何况,原有的制度或传统,也远非完美无瑕。

像我们的婚姻法,几乎没有试错空间,而失败是有代价的,有时惩罚甚至大到难以承受。难怪人们总会犹豫,想象若不是国家有住房津贴的功利性激励,最终去注册的人数是否还要打个折扣?又比如,在中国很多地方,要讨到媳妇,你得拿得出动辄几十万元的彩礼,否则“免谈、下一位!”这种交易性质的结合,和基于自由意志的、少一些主从依附关系的同居,哪一个更让人舒服,或比较不那么反感呢?

本来,婚姻是否美满,更多看个人的努力与修行,对制度的信与不信,或哪一种制度的抉择,也是个人内心的拔河,没有政府的事。但,既然说要重塑观念,那就免不了得参与到一场与众人的思想拔河大赛之中。

显然,任务是超级艰巨的,成败也远未可知。但这份勇气、担当,值得钦佩,也应给予祝福。

作者是《联合早报》编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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