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加坡书籍理事会主办的2026年新加坡文学奖征稿已于5月中截止。这项奖项向来被视为新加坡国家级文学奖，普遍受到文学界与社会重视，不少作家也期待参与这项两年一次的评比。
多年来，新加坡文学奖无论在推动四大语文文学创作、提升本地文学能见度，或鼓励出版与阅读方面，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市场不大的文化环境中，文学奖的存在，不只是奖励创作，更是一种长期的文化肯定。因此，文坛对于今年文学奖的分组改制，自然格外关注。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今年的新加坡文学奖奖金从3000元提高至5000元，这是值得欢迎的调整。提高奖金，不只是金额上的增加，更具有象征意义，也是一种鼓励与信号。
然而，今年在华文文坛引起较多讨论的，并不是奖金，而是赛制的改变。毕竟，华文文学在小说与散文之间，仍保有较明显的文体传统与审美区分。
根据书籍理事会的宣布，本届文学奖将原有的“小说”与“散文”合并，形成类似“小说与散文”同组评比的概念，即英文所称的虚构（Fiction）与非虚构创意写作（Creative Non-fiction）同列一组比赛。非虚构除了散文外，也包含文学评论、传记、回忆录、游记与学术论著等。主办方提出的理由，包括文学形式日趋流动、鼓励跨体裁创作，以及不同语文组别收件量不平均等现实考量。
这些理由有它现实的一面，也可以理解。事实上，当代文学的一些作品，本身已兼具小说、纪实、回忆录、历史书写与个人散文的性质。不过，不同语文源流的文学，本来就各有不同的发展脉络、创作传统与现实问题。某些语文组别若因作品数量不足，而须要在评审机制上作出弹性处理，或许仍可考虑保留原有组别，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该届是否从缺或悬空。如此一来，既能维持文学奖原有的文体分类，也不会因为制度调整，而错失其他语文组别中可能出现的优秀作品。
小说强调虚构能力、结构经营、人物塑造与叙事张力；散文、传记、回忆录或非虚构写作，则更重视真实经验、思想深度、情感质地与时代记录。这并不是谁强谁弱的问题。两者的文学价值当然都重要，但若放在同一组评比，评审员势必面对不同文学艺术之间如何比较的问题。就如可以评选“最佳运动员”，但却不能让跳高和跳远运动员直接比高低。小说与散文都属于文学，但若以单部作品评比，创作逻辑与审美要求，并不完全相同。
对英文与华文文学来说，新加坡文学奖本来就是“两年一次”的奖项。过去，小说与非虚构组别尚能分别产生优胜作品；如今合并之后，两年只能诞生一位赢家。换句话说，10年下来，也不过只有五部得奖作品。这五部作品未来将如何平衡？它们会来自小说、散文、传记、回忆录，还是其他创意非虚构作品？会不会长期偏向某一种文体，而造成其他文体长期处于劣势？即使不同文体在某个年代同时出现极优秀的作品，也可能因为赛制限制，而无法在这项代表国家的文学奖中被看见、被肯定，或代表新加坡文学的另一种风貌。
此外，一个国家文学奖的重要意义，并不只是选出“唯一最好”的作品，而是向外呈现一个国家文学创作的丰富层次与整体面貌。如果未来10年的优胜作品集中于单一类型，或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新加坡文学原本应有的多元声音，也可能难以被听见。
开放文化通行证经费资助文学比赛？
此外，关于奖金资源的问题，其实也可以有另一种思考方向。国际上一些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奖项，例如奥斯卡金像奖，或部分国际文学奖，往往更强调荣誉本身的文化价值，而不一定以奖金作为核心。因为对于创作者而言，真正长久被记住的，往往是奖项本身的象征意义与文学地位。
因此，新加坡文学奖未来或许也可以进一步思考，在“奖金”与“荣誉”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国家级文学奖最重要的，终究还是公信力、文化代表性，以及它如何长期累积一个国家的文学记忆与精神价值。若因奖金短缺而造成得奖作品减少，对文学发展来说并不是好现象。
关于资金、奖金的问题，去年推出的3亿元文化通行证资金，本来就是鼓励国人参与文化消费的重要资源。目前社会上也不断有人提到，文化通行证的使用率仍有待提高，甚至有人担心资源“用不完”。如果如此，未来是否能有机制，开放让民间文学团体与文化机构，通过申请文化通行证相关资助，作为文学比赛奖金、阅读推广或文学活动经费的来源之一？
毕竟，文化通行证本身可用于文化导览、看本地电影、看演出与参加美食文化活动等，核心精神本来就是推动本地文化生态。如果其中部分资源能更多流向文学与出版领域，一方面可减轻民间文学与文化团体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能让文化资源获得更深层、更长期的文化回馈。
国家级文学奖从来不只是奖项本身，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如何看待自身的文学、语言与文化。因此，文坛对今年赛制的讨论，其实并非反对改革，而是希望新加坡文学奖在继续前进的同时，也能兼顾文学生态的多元与长远发展，让不同文体有更多被国家文学奖肯定的机会。
作者是出版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