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有一句名言：“美国就没有什么独特的原生犯罪阶层，只有国会除外。”这句辛辣的讽刺虽然带有文学上的夸张意味，却也折射出当时国会政治腐败给民众产生的不良观感。从1976年开始，盖洛普对美国国内各种职业的诚信和道德标准进行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国会议员的评分长期处于倒数行列，2025年更是创下新低，高达64%的受访民众认为，国会议员的诚信和道德标准低下。
美国国会议员的公众形象常年偏低，与不断爆出的各类丑闻脱不了干系。4月中旬，民主党众议员斯沃韦尔和共和党众议员冈萨雷斯因卷入性丑闻，几乎同时宣布辞职，无疑为国会由来已久的负面形象增添新的时代注脚。1997年，美国资深调查记者罗纳德·凯斯勒根据一手的访谈资料出版《国会内幕》（Inside Congress）一书，揭露议员不为人知的贪污腐败和道德败坏行为。一名国会警察在书中说：“如果美国民众知晓国会发生的一切，会把国会大厦一砖一瓦地拆掉。”
美国国会之所以丑闻频发，监管机制薄弱要负首要责任。在机构层面，无论是国会还是政党，对议员个人涉嫌丑闻的事件，长期以来持漠不关心的态度，理由是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一旦出事，也应由各自的选民群体判断如何处理。这种惰性思维实际上将监督责任推到选民身上，却罔顾选民不可能整天盯着议员的现实。直到1960年代，参众两院才相继成立道德委员会，负责制定议员行为准则和调查腐败违纪行为。
事实上，即使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在调查和惩戒方面的力度往往受到诸多因素影响，难以发挥应有效用。首先，国会领导层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并不积极，更多是装聋作哑甚至予以阻挠。以佛罗里达州前共和党众议员特雷·拉德尔为例，他因持有可卡因被捕，事后还声称想回到国会继续工作。佛州党内同侪纷纷呼吁他主动辞职，时任众议长约翰·博纳却保持沉默。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汤姆·迪莱因洗钱接受调查，时任众议长丹尼斯·哈斯泰特临时撤换道德委员会主席，并安插多名亲信，试图修改规则，阻止对迪莱的调查。
另外，调查过程繁琐冗长，处理门槛高，难以执行最终的惩罚措施。若某名议员被指控涉嫌不端行为，完成整个调查程序短则数月，长则几年。道德委员会提交报告后，必须在参议院或众议院获得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才能正式开除违纪议员。与此同时，鲜有议员愿意在道德委员会任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既拿不出取悦选民的政绩，也难以博取媒体曝光度。
据统计，参众两院道德委员会成立以来，仅有三名众议员被国会开除，数量之少可见一斑。最近一例是前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2022年刚刚当选即被《纽约时报》曝出简历造假，后又因23项罪名遭到联邦检察官起诉。即便如此，众议院还是历经三次投票，才能通过罢免动议。
不可忽视的是，共和党与民主党高度对立的极化关系，也让监管举步维艰。近20年来，两党在意识形态、选民基础和政策路线等方面渐行渐远，竞争越发激烈。特别是在国会控制权频繁易手的情况下，议席差距极小，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拉锯状态，两党特别是多数党，往往从党派之争的角度审视纪律投票，即使本党议员有违纪行为，通常也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希望事态能够平息，不会轻易动用调查和开除程序。在此背景下，监管程序流于形式也就不难理解。
1987年，时任总统里根在谈到府会差别时，曾感慨“国会是个庞大松散的机构，不能像总统那样可以进行个人追责”，直指难以在重大事件上追究国会责任，这句话放到国会监管机制上也同样适用。今年4月，盖洛普发布最新民调数据，民众对国会的不满意率为86%，创下历史新高。国会若要提升自身形象，两党必须携手合作，切实加大议员监管力度，才能避免丑闻缠身。
作者是北京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