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蓄意打击——无论是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已导致全球最关键能源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到干扰和封锁。正如伊朗方面所强调的，这一局势表明，它已能展现对全球经济关键动脉的战略杠杆能力。通过将全球能源安全和经济繁荣与国家安全相连接，德黑兰释放出一个信号：针对伊朗的军事入侵，也可以伤害到全球能源供应和经济稳定。
在无法通过直接军事升级来重开海峡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只好采取一种“以封对封”的策略，在海峡外部对相关船只实施选择性拦截与限制，实施一种更大范围的拦截封锁。这使得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双重封锁状态，两国也重新定义对方海上行为：伊朗指责美国从事“国家海盗行为”，美国则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描述为“一群挂国旗的海盗”。两国在海峡附近处于“冷战”局面，以及赋予彼此海盗的指责，反映出传统海上霸权在面临诸如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咽喉要道及扼守海峡沿岸国家的不对称力量时的困境。
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强力封锁和管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西方经典海权理论，尤其是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思想。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以坚船利炮征服和统治了非西方世界，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马汉强调通过海军优势实现制海权，是对当时行为的军事注脚。
但他的理论并未预见到当今世界的变革及战略环境：在经济、能源、航运全球化以及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狭窄海峡而非辽阔公海，成为全球经济流动最脆弱且最关键的节点。传统海上霸权可以在辽阔公海实施国家海盗行为，却无法长期打开狭窄海峡的航运，并保护其安全。这主要得益于弱小国家不对称能力的建设，如导弹、无人机和快艇，这在伊朗表现得尤其突出。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与不对称战力的叠加作用下，传统海上优势理论正面临结构性约束。扼守咽喉海峡的非西方中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马汉理论形成现实修正。尽管特朗普一再宣称已重创伊朗军力，美国仍无法凭借强大海军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更遑论在该区域实现长期护航。
对于这些海峡沿岸国家而言，海上战略的逻辑正在发生转变：决定性因素不再是舰队的正面对抗，而是地理位置与海峡的军事化。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伊朗在国防建设中优先发展导弹、无人机和快艇等不对称力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海军与空军。
“海峡权力”的强势崛起
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强力掌控，凸显传统海权的局限，也标志着一种新型海权形态的出现——我们或可称之为“海峡权力”的强势崛起：即关键海峡沿岸国家凭借地理位置，以不对称军力对全球航运赖以通行的关键海上通道，实施强制性管控，并将它转化为地缘政治杠杆。这种海（峡）权能力体现为对航运通行的限制、调节乃至选择性阻断。
不同于依赖远洋海军投射的传统海权，海峡权力更多依赖不对称手段，虽难以正面对抗西方强大海军，却能有效扰乱全球航运与整体经济运行，增加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强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从而转化为可观的战略收益。
中小国家乃至非国家组织，通过管控海峡以制止和反击西方（包括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例如，以色列长期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持续蚕食巴勒斯坦领土，尤其是近期对加沙的残酷打击，直接激发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航运的干扰与攻击（尤其针对以色列有关船只）。在缺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政府在未获国会授权下采取包括定点清除伊朗领导层、造成平民伤亡以及破坏基础设施等行为；作为对这些被视为非法攻击的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与封锁，逐步将它从“中立通道”转化为“战略工具”，甚至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强化控制属性。
当然，胡塞武装与伊朗分别对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某种程度上源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与国际法约束力的弱化，是中小国家及非国家组织对当代霸权的一种不对称回应。但围绕关键海峡，尤其是毗邻穆斯林国家的咽喉要道的战略思考，早已显现。
吉隆坡峰会的影响
早在2019年，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发起“吉隆坡峰会”，试图推动若干关键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受邀国包括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卡塔尔，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核心穆斯林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埃及等。许多观察者将此解读为马哈迪试图在穆斯林世界另起炉灶，在由沙特主导的伊斯兰合作组织之外，构建另一合作机制。沙特方面亦可能持类似看法，并对巴基斯坦施压，导致时任总理伊姆兰·汗缺席；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亦因顾虑与沙特的关系（尤其涉及朝觐、投资等问题）未能与会。最终，仅有伊朗总统、土耳其总统及卡塔尔国家元首出席峰会。
笔者有幸受邀参加了这一峰会。令人印象深刻的，并非高龄的马哈迪在开幕式上超过一小时的演讲，而是他在发言中所凸显的穆斯林国家对关键海峡的掌控及其战略意义，尤其是博斯普鲁斯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这一关于海峡的论述，在多哈举行的“吉隆坡峰会”部长级会议上，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也作出类似表述，强调位于上述海峡咽喉要道的国家，蕴含着实现共同发展与共享繁荣的巨大潜力。马来西亚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该党政策与战略局负责人的莱斯胡先在一篇题为《重塑穆斯林世界秩序》的评论中指出，以土耳其、伊朗、马来西亚和印尼为支点的新型穆斯林国家联盟，有能力掌控全部关键海上咽喉要道。
尽管吉隆坡峰会机制随着马哈迪政治生涯的落幕而迅速式微，“海峡穆斯林国家联盟”亦未能成形，但峰会无疑促使与会国家从整体层面重新审视海峡的重要性。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某种意义上，催生并强化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的正当性。与此同时，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近期有关在马六甲海峡收费的表态，更像是一种试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讨论，恰逢美伊对霍尔木兹海峡形成双重封锁，以及美国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之际，其时机耐人寻味。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一种强化机制将愈发显现：冲突越多地牵涉中小沿岸国家，相关海峡就越可能成为干扰航运或实施条件化通行的关键场所。这意味着，现代海战的逻辑正在发生转变——对狭窄海上通道的控制，重要性正逐步接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对公海制海权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 “海峡权力”正逐渐成为对传统海权的补充乃至制约力量。
如果说，海权体现为对广阔海域的主导能力，海峡权力则表现为在关键瓶颈位置，对这种主导能力加以限制、延缓或条件化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海军优势的终结，而是面临新的结构性约束。
全球海上流动的控制日益取决于远洋海军能力与沿岸国家战略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唯有实现海权与海峡权的有机结合，全球化时代的海上主导地位，才有可能得以维持或重塑。从这一意义上看，当今海上秩序的重构，主要发生在传统海权与海峡权力之间的互动，无论这种互动呈现为对抗还是合作。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