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糊的记忆中，小时候清明节扫墓，几乎是家里的一件大事。女眷在事前就得忙前忙后，负责准备种类繁多的祭品。近亲族人在祭拜当天的清晨，便一起坐上租来的无棚罗厘，在灰蒙的天色中浩浩荡荡去坟山拜祭。抵达时大概都会碰到大塞车，在缓慢的车龙中辨识地标，寻找坟墓的位置。若不巧遇到唐诗里描绘的时节雨，后座的众人便得撑起帆布遮雨，之后走过泥泞地，在微弱的晨光中摆放祭品，清理并用彩纸装点坟墓，点香轮流祭拜，祈求先人保佑全家健康平安，焚烧金银纸，再分食祭品里的糕点水果充作早餐。
随着社会发展，政府鼓励火葬，众多土葬的坟墓都迁至国家环境局管理的骨灰安置所，加上家里皈依佛教，在佛寺安置先人牌位，清明祭祖的过程也跟着改变。生活节奏加速推动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变化，清明节家人族人齐聚的仪式感逐渐弱化，因为时间不易安排，也就慢慢各拜各的了。
虽然习俗上清明节前10天与后10天都属于祭拜期，若正日恰好落在周末，大塞车的现象依然难免。官方为管理方便，后来就要求人们先上网登记车号，以免骨灰安置所停车场车位供不应求。庙宇的情况不遑多让，由于空间不足摆放祭品，后到的人家就得耐心等候他人拜完收拾，才赶紧祭拜。一些庙宇为确保室内空气品质，对于持香入内等都有所限制。
尽管形式改变，清明节慎终追远的文化内涵依旧。就个人观察，本地清明祭祖的习俗依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在庙宇或骨灰安置所，还能看到不少家庭扶老携幼，延续祭拜的集体性质。而且，这一活动更是跨越阶级背景和年龄层的社会行为，除了讲华语和方言的人群，祭拜现场不乏驾驶豪车的成功人士和讲英语的年轻人。舆论不时都会感叹新加坡农历新年年味变淡，确实也有不少人出国旅行避年；农历七月盂兰盆节的歌台活动，似乎也没有往年热闹，但清明节似乎还没有面对类似的情况。
对于新加坡而言，清明节的重大意义不能忽视。首先是文化层面。新加坡并非华人国家，但毕竟华人是人口主体，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毋庸讳言，二战后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也是价值观的西化。身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的东南亚，新加坡必须通过快速和高度的现代化，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但与此同时，新加坡也不能因为过度的西化，而自外于所处的地理现实。日本明治维新虽在技术与制度上快速西化，但“脱亚入欧”的激进取向，最终未能完全避免文化断裂与后续的地缘冲突；二战后日本在保留文化根脉的前提下落实现代化，则提供更具启示的范例。因此，清明节作为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的锚定物，作用不亚于使用方言或华语。
其次是政治心理层面。时任总理李显龙在2022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明确指出，新加坡华人已经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本地华人延续清明节习俗，还能保留和其他华人社会的文化默契，但就如李显龙所说，新加坡人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应当对大中华区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尤其是在不涉及新加坡的政治和历史课题方面。绝大部分的本地华人，至少都有一两代先人长眠于此，他们也因此和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产生血脉的联结。建国总理李光耀借《孟子》“有恒产者有恒心”之说，认为组屋作为重要资产，让新加坡人有了保家卫国的理由。同理，与土地的生命联结，相信会是更强大的爱国情感动力。
最后是伦理层面。《论语·学而》说：“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清明节体现的正是这种道德情怀，通过对先辈乃至历史的追思，念天地之悠悠，产生饮水思源的感恩之情，并经由每年祭祖仪式培养的历史感，对后人的期待和保护之情也油然而生。反对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的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社会是“生者、逝者与未出生者之间的契约”，不正是对清明节意义的最好诠释？李显龙在2017年10月23日于美国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形容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角色时，就使用过“custodian”（托管人/守护者）和“steward”（管家）等概念，为后代守护国家积累的财富，反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责任延续。
黄循财总理提出要建设“我们为先”的新社会契约，“我们”显然必须兼顾伯克所说的“生者、逝者与未出生者”。冒着被批评为“过度政治解读”的风险，窃以为清明节带着后辈一起去祭拜先人，无疑存在建立新社会契约的积极作用。文化研究者认为，华人的宗教情怀主要表现在祖先崇拜。人类文明经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洗礼后，宗教意识逐渐被唯物主义理念所取代，人们更多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层面去理解世界乃至自身的生命。缺乏宗教精神，就容易把肉体生命的终结视为一了百了。如今更多人主张海葬，似乎就有准备切断与后人联结的意思。推而广之，如今更多人不婚不育，或许也与这种“人育我我育人”的生生不息观念的流失不无关系。当然，出生率受经济、住房、性别角色等多重因素影响，清明节的伦理意义，只是文化层面的可能助力。由此观之，清明节与出生率的联想，恐怕也就不全然是无稽之谈。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