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今年2月下旬在全党启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计划到7月底基本结束。眼下，这项政治任务正蓄积能量全面铺开，各主流媒体和中共党组织纷纷推进，宣传正确政绩观，但本周意外地出现了一阵小波澜。
事缘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二（4月21日）刊文，剑指基层干部群体中存在的“过度请示”现象。文章归纳出，“过度请示”背后的原因，包括基层干部“向上甩锅”的避责心理、“刷脸表态”的投机心理、“为官不为”的躺平心理、本领恐慌的依赖心理。如此种种，让一些事务陷入“程序空转”，长此以往，不仅贻误发展良机，更会透支群众信任。
这篇题为“过度请示，该纠偏了”的文章也指出，“过度请示”是源自干部政绩观不正；不沾责任、不沾风险、不沾矛盾；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文章认为，要破除“三不沾”，还须树起鲜明导向，让敢干事、敢担责的干部受肯定、有底气。
仔细算起来，这篇文章并不长，仅800多字，发表在《人民日报》“金台潮声·政绩观系列谈”之下，也并未在显著版位突出。该系列相信是为配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而推出，3月以来已发表过多篇类似短文，针对“政绩冲动症”、新官不理旧账、变味的创新等具体现象进行批评，内容颇实在，也算不上激进。
但该系列本星期二发表的上述文章，却罕见地引发公开反弹。一名自称是乡镇副职干部的作者，投稿到中国某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名《人民日报》的“刀”砍错了人。作者自称在基层工作了十年，分管安全、环保、信访，还列举多个案例说明，下层政府权责严重倒挂，基层干部一没有拍板的权力，二没有试错的空间，三没有解决问题的手段，遇到疑难问题除了请示、协调、汇报之外，别无他法。
作者反问，如果上面能痛痛快快地给答复、明明白白地给政策、实实在在地给支持，基层干部用得着反复请示吗？他还写到“你的批评我认了，但你的刀子砍错了方向”，并要求媒体真想纠偏，请“刀口向上”，去纠正那些“把权力收上去，把责任推下来”的上级部门。
全文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如果真是出自某乡镇副职之手，倒可见中国基层不乏想为群众干事的干部，却困在权责不对等的现实中，动辄得咎，扭曲成了畏首畏尾的姿态。平心而论，该基层干部所反映的问题，《人民日报》短文在结尾处也简略提到了，只是没有展开；而基层干部的长文，更像是为了一吐郁结已久的满腹怨气。
这起小小的舆论交锋之所以引人关注，其实并非中央官媒罕见地遭到基层干部挑战，而是它从上下两面都证实：中国基层干部确实存在某种“空转”或低效的工作现状。基层干部是从个人的角度感觉陷入困境，而观察者则是从宏观层面解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各地财政紧张，地方政府、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的政府，面对财政资源窘迫，干部提拔与升迁无望（甚至收入或补贴也被拖欠）的现实，而责任又极繁重，问责又极严格。
一些基层干部索性以行政性躺平作为生存策略，把繁冗的行政程序“武器化”，拖延项目、延后决策，躲在文山会海里逃避问责。这种低成本、低风险的应对策略，正在侵蚀政府的行政效率与公众信任。
实际上，基层干部“躺平”的情况在2024年就开始凸显。许多地方还为此设置羞辱性奖项，曝光推诿扯皮、得过且过的所谓“躺平式干部”。据媒体报道，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江苏省泰州市都设立过“蜗牛奖”，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开展寻找“躺平者”活动，还有的地方设立“鸵鸟奖”，以此羞辱表现不佳的官员与干部。
这些上级部门或许以为这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但效果难以长久。真正的破解之道，还须改变权责匹配，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并且将已说了许多年的“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落到实处。否则，无论上层如何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基层官员满心满眼只有“安全观”，所思所想根本不是政绩。
话说回来，中共中央在全党展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其中明确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再说了，高层所谓的正确政绩观，强调的是不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都是略有权力的干部才涉及的问题。基层反而可能是上级不作为的受害者，转移责任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说，要避免中国的地方治理有效运转，避免空转甚至基层瘫痪，树立正确政绩观绝对有必要，但首先须对上层实权干部着力，且将“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落到实处，光靠教育绝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