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对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一个确切的陈述，那就是英国人并未在这段关系上投入太多精力。
在英国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大多数国会议员更关注国内问题，以及最近由美国总统特朗普2.0引发的动荡，而非远在东方发生的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以来直到今年1月斯塔默终于访华，期间英国首相都不曾访问过北京。须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英国共更换了五位领导人。上一次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伦敦进行国事访问是在2015年。
数百年的争端与合作
这种相对的冷淡并非新鲜事。但在2026年，挑战在于，中国作为重要的中等强国，无论对英国还是对英国所处的世界而言，重要性都在不断提升。如今，中国连同香港已成为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就经同行评审的研究论文数量而言，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单一研究合作伙伴。仍有超过10万名中国学生赴英求学，在其他多数资金来源面临压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学费已成为一条愈发重要的生命线。
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以及颇具讽刺意味的全球化问题上，伦敦的立场现在更多地与北京而非华盛顿保持一致。冷淡和零星的关注已不再是理性的应对方式。
我们不能假装中英两国一直是和睦的合作伙伴。两国的关系至少有400年历史，其间虽充满争端，却也不乏合作。两国的文化对彼此的影响也十分深远。英国人至今仍饮用最初源自中国的茶，他们的园林设计仍受200年前从中国传入的理念影响。
即便如此，两国之间仍缺乏深厚的互信。在英国媒体上，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网络间谍活动和试图影响政治制度的指控。无论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这些都反映出英国人普遍存在一种往往心照不宣的不安，即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也无法对它放松警惕。
美国：不稳定之源
这就是任何一位英国领导人在处理这一重要双边关系时，都必须考虑的政治现实。这一关系充斥着种种假设、情绪以及时断时续的短暂关注，随后又会回归到上述那种总体上漫不经心状态。冠病疫情是少数几个能让大多数英国人关注中国的时期之一，但那并非一段美好的时期。
对于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工党政府而言，另一个变化更为显著的现实是：美国而非中国，才是最大的不稳定之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美两国一直是亲密盟友。尽管如此，双方的关系仍偶有波折。美国在1950年代并未支持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主张；英国在1960年代没有派兵参加越南战争；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单方面入侵共和联邦成员国格林纳达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勃然大怒。但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几乎立即就恢复固有的亲密状态。
“特朗普2.0”近乎系统性的不稳定性——其政府唯一可预测的特征就是不可预测——已造成深刻的裂痕，并引发日益加剧的恐慌。尽管英国并未质疑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权利，但它试图与这一被明确视为考虑不周且风险极高的行动保持距离。
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释这种谨慎态度的合理性——对于本已受困于增长乏力和生产力低下问题的英国经济而言，伊朗战争造成的冲击，可能比对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都要严重。
英国务实的外交政策
在这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应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所处的位置。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较为务实。尽管口头上宣扬价值观和原则，但在实践中，英国一直明确表明须要与那些未必与之意见一致或世界观相左的伙伴合作。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1950年，英国是首个承认北京新成立的共产主义政权的西欧主要国家。此举旨在维护它在香港的利益，当时香港仍由英国作为直辖殖民地管理。
与美国不同，整个冷战期间英国在中国始终设有代表机构。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总体而言，伦敦的决策始终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并最终达成一项协议；它虽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决政治体制和程序问题，却保全了英国的经济和商业利益。
斯塔默1月份的访问就体现这种务实主义。此次访问刻意保持低调，但确实取得一些实质性突破。英国终于获得赴华免签待遇，使它大致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处于同等地位。数名英国议员从制裁名单中移除。与此同时，双方还就投资和技术合作发表若干温和的声明。
但此次访问中没有——而且未来也很可能永远不会有——宣布建立更宏大、更大胆的战略联盟，这种联盟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可能影响英国与美国及欧洲的关系。
尽管如上所述，华盛顿与伦敦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很难想象英国会希望或能够从如此深厚而广泛的跨大西洋关系中抽身而出。
美国依然是英国压倒性的最大投资方、贸易伙伴和知识合作伙伴。美国也是英国核威慑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过诸多不友善且不准确的言论，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英美军队经常并肩作战。很难想象与中国也能如此。
既非盟友 亦非敌人
在明确所有这些关键因素之后，未来最有可能的发展路径是：英国将不得不坚持对华采取务实、深思熟虑的战略方针。
英国须要接受中国已崛起为科技超级大国这一事实，并承认中国在英国关注的全球问题上，作为核心合作伙伴的角色。它须要改变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持续存在的“忽冷忽热”二元对立模式。从2015年习近平访英时的“黄金时代”，到2023年英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将中国贴上“敌人”标签，这些都反映出英国存在自满、疏忽和前后矛盾的问题。
英国须要接受中国既非简单的盟友，也非彻头彻尾的敌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毕竟，正如毛泽东所言：“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面对中美两国，我们已经明白，抱有复杂的情感并非罪过。事实上，这才是唯一明智的做法。
作者Kerry Brown是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中国研究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项目副研究员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