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长期致力于建设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包容性社会。然而，在持续增长并不断加大社会开支的同时，一些复杂问题依然存在，新的挑战亦不断浮现——心理健康压力、人口老龄化、青年疏离、社会孤立，以及一线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私人财富枢纽之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本地资产管理规模达6.07万亿元，家族理财办公室数量亦突破2000家。越来越多高净值家庭，不仅追求财务回报，也在寻找人生意义——希望以更有深度的方式回馈社会。
这一交汇点，为新加坡带来独特机遇。关键问题不再是我们是否拥有足够资源应对社会议题，而是这些资源是否被有效运用，以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并强化社会凝聚力。
在一个“我们为先”（We First）的社会中，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人人皆为共同成果的积极参与者。慈善不再只是慷慨之举，更是对社会未来的共同责任。
善意之外：为何仍不足够
传统上，政府与慈善机构多通过补助与津贴来回应社会需求。这一模式在保障基础服务方面成效显著，无论是援助低收入家庭、疗养院、庇护所，还是社会服务机构的运作。但一些问题即使经过数十年的投入，仍然顽固存在。
例如在社会流动方面，新加坡在教育与社会援助上投入巨大。但最新研究显示，虽然约有四分之三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向上流动，但大约四分之一仍然停留在底层——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略有恶化（从24.2%到25.3%），这表明代际流动性障碍持续存在。这些并非缺乏善意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激励机制与协同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社区联系+（ComLink+）等计划的推出，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变——整合政府机构、社会服务组织与私人伙伴，以更整体的方式支援家庭。然而，这类“全社会”协作模式，在传统资金机制下仍难以规模化。
同样的，老龄化医疗负担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到2030年，每四名新加坡人中就有一人年满65岁。医疗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老年人可避免住院的情况仍在增加。
增加疗养院供给固然必要，但这并未触及更上游的问题：如何让“初老者”更长时间保持健康、维持社交联系并独立生活？这是否仅是国家责任，还是家庭、社区与私人领域也应更积极参与？
社会进步的资金新路径
一种新的模式正在全球兴起：社会成果伙伴关系（Social Outcomes Partnerships）。这一模式最初被称为“按成果付费”（Pay-for-Success）或“社会效益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已从单一融资工具演变为以明确社会成果为导向的协作机制。
该模式最早在英国与美国推行，在囚犯再犯率与无家可归社会问题上，取得约10%至15%的改善，同时为公共部门节省开支。
如今，这一模式更进一步，成为一个共同学习的平台，帮助各方理解“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以及制度如何改进”。
在新加坡与区域层面，社会企业Tri-Sector Associates在过去八年持续将这些模式本地化，例如与新加坡基督教青年会（YMCA）合作，推出全球首个“社会效益债券”，提升青年技能与就业项目成效；又如与非营利组织Trampolene在2022年开展以自闭症患者就业为目标的成果导向合约，由私人资金先行投入，在成果达成后，才获得回报。
这些项目的核心，在于跨领域对齐激励机制，使每一分资源发挥更大、更精准的效用。
社会议题的“投资分层”
并非所有社会问题都适用成果导向融资。根据实践经验，可将社会问题归纳为以下五个维度：
一、长期存在且未被有效解决的问题：如失学失业青年（NEET，也称尼特族）、成瘾康复、心理精神疾病复发、年老衰弱等。这类问题的公共开支高，但成果有限，适合成果导向模式，因为预防可带来真实的财政与社会回报。
二、新兴且理解不足的问题：如行为成瘾、青年孤独、网络伤害与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此类问题适合通过成果融资进行试验与共同承担风险。
三、长期且不可避免的需求：如临终关怀与严重残障照护，需要稳定而有尊严的资金支持，而非绩效合约。
四、可预防的未来负担：如幼儿发展、预防性心理健康与亲职支持。这些领域的长期回报可达10至20倍，但因成效滞后、难以归因而长期被忽视。
五、系统整合与跨界协作问题：如医院到社区照护衔接、刑释人员就业路径、多机构儿童保护体系等。成果融资在此尤为关键，因为它可建立共同指标、中立协调与整体问责机制。
当下为何关键
新加坡面临的社会挑战，已不再是资源短缺，而是协同复杂与长期可持续的问题。
社会成果伙伴关系，为不同群体提供新的参与方式：一、政府可整合跨界资源，推动符合国家目标的合作；二、服务提供者可在不承担全部风险下进行创新；三、慈善家与家族办公室可更有纪律与使命感地部署资金。
各方角色仍然独立，但在共同成果、共同风险与共同责任下实现对齐。
像Tri-Sector Associates这样的中介组织，扮演关键角色——设计指标、协调利益相关者、管理风险，并维持长期合作。虽然成本不低，但缺乏此类机制，合作往往流于善意与碎片化试点。
对家族办公室与慈善家而言，这种模式带来的不仅是问责，更是一种深层体验——他们得以接触现实中鲜少涉足的社会面向：低收入家庭的挣扎、青年心理困境、照护者的疲惫、残障人士的就业挑战。
这种体验，促成对社会更深的理解、对同理心的培育，以及对自身价值与使命的反思。许多资助者因此将其视为一种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让财富与意义对齐，让成功与贡献相连。
在“我们为先”的社会中，给予不再是遥远的施舍，而是共同书写国家故事的参与。新加坡下一阶段的社会进步，不取决于我们投入多少资源，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协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成果伙伴关系不仅是一种融资机制，更是新加坡社会契约演进的实践表达——一个真正“全社会参与”的模式，让拥有更多的人，付出更多，不只是金钱，还有共同承担责任的承诺，共建一个更有韧性、更包容、更具同理心的未来。
作者是社会企业家、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