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发展和维护一个运作良好的经济体。
关于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已得到充分研究，且可追溯至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解释自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加上自由市场，如何促使陌生人在经济乃至国际层面合作，产生良好的结果。
250年后，斯密对人性和市场运作方式的洞察依然有效且具有现实意义。以至于新加坡现代经济的总策划师吴庆瑞博士曾逗趣地说：“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完全可以以亚当·斯密的理论为指南。”
亚当·斯密设想政府扮演一个非常有限的角色。在他看来，政府仅应负责那些惠及全社会，但对任何个人而言维持起来都不划算的公共事务，例如国防、司法行政（确立和维护财产权）、某些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全民基础教育，除此之外几乎别无其他职责。
这便是亚当·斯密时代社会运作的方式。
但社会和经济已变得异常复杂，现代政府也相应地扩大公共政策目标和角色。大多数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它们促进、监管并参与许多经济活动。它们管理着复杂的社会、医疗和教育体系，并再分配收入和资源。
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领域单靠自由市场无法良好运作，因此须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应如何最好地履行这些任务呢？
一种方法是完全依赖非市场手段直接执行这些任务——设立部门和官僚机构亲自开展工作，或者监管并要求企业和个人执行政府的意愿。
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可以创建一个总体政策框架，但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利用经济规律和市场力量来实现各种目标。
运用经济原则和市场力量设计和实施政策
新加坡采取了第二种，即更具市场导向的方法。
我们的模式并非纯粹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即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政府在许多领域积极干预，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
但我们采纳的理念是，在干预和追求这些目标时，我们须要认识到经济规律、市场力量和激励机制。这样一来，我们是顺应而非违背人性行事。我们越了解这些强大的力量，越能在设计和实施政策时加以运用，就越能有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公共住房
一个例子是公共住房，这是新加坡政府的标志性政策。
如今，约8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公共住房中，90%的新加坡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如果政府没有大规模干预，征用大片私人土地，规划并建造公共住房，制定详尽的规则和销售条件来规范这些组屋的分配方式，并建立相关制度和政策，使公共住房负担得起且实现全民拥有住房，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
然而，在落实公共住房计划时，我们认识到经济原则，并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全民拥屋，以及为新加坡人提供优质、负担得起的公共住房的总体政治和社会目标。
例如，我们设立建屋发展局作为建造和销售组屋的法定机构，而不是通过政府部门或机构来做这项工作。
当建屋局需要土地建造组屋时，它必须以公平的市场价值向国家购买土地。这体现以下几点：将土地用于公共住房存在机会成本；土地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稀缺资源；且价值可以也应当客观地确定，并计入组屋的成本中。这为建屋局提供正确的定价信号和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充分并优化利用用于公共住房建设的土地。
建屋局并非自行设计或建造所有组屋。它设计部分组屋以保留核心专业知识，但让私人领域的建筑师和建筑公司投标大部分项目。这使建屋局能够利用在竞争市场中运营的私人领域固有的灵活性、效率和创新。这有助于建屋局保持低成本，并提供物有所值的住房。
组屋建成后，便出售给公众。为实现拥屋、让人们负担得起，以及社会和种族融合等社会目标，建屋局对购屋者施加限制，并对屋主必须遵守的条件作出规定。
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为组屋定价。
根据政策，组屋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以使它更负担得起，并帮助家庭为退休积累储蓄。
但并非所有同类型组屋都具有相同价值。具体单位的位置、朝向以及楼层，都会产生影响。
建屋局必须考虑到这一市场现实，并据此为每个组屋单位定价。通过统筹规划整体供应，建屋局便能为各个收入群体提供负担得起的组屋，购房者也能在预算范围内，挑选符合自己偏好的组屋。我们避免巨大的、不公平的意外之财，随意地落入少数幸运儿手中，因为若所有同类型组屋都定价相同，便会发生此情况。
组屋出售后，新屋主须住满最低居住年限（Minimum Occupation Period）。但拥屋终究意味着，当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改变时，能够出售自己的组屋并可能购买另一套。
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不希望建屋局成为这些二手交易的仲裁者和管理者。因此，我们不要求屋主将组屋回售给建屋局，然后再向建屋局申请另一套组屋。相反，我们允许住户在二手转售市场上买卖他们的组屋，价格由你情我愿的双方设定。为维护关键的社会目标，我们仍设有一些限制和干预措施。例如，只有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购买转售组屋；每户家庭在任何时候只能拥有一套组屋；组屋必须由屋主自住，并且只有在符合严格条件时才能整间出租；组屋和邻里层面的种族比例必须保持；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一些津贴。但总体而言，对转售组屋的限制和干预远少于新组屋。
这个做法创造一个多元化但相互关联的全国住房市场，从以市场折扣价直接从建屋局购买的组屋，到在二手市场以市场价格交易但受建屋局规则约束的转售组屋，再到更自由买卖的私人房产。这种多元选择，让屋主能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灵活地升级或降级住房，并使他们得以兑现组屋的真正市场价值，同时维护关键的社会目标。
医疗保健
另一个例子是医疗保健。
大多数现代社会都将医疗保健视为关键的社会安全网、基本需求，甚至是一项人权。但它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因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与代理人问题，以及激励机制失衡而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屡见不鲜。如果任其发展，医疗保健行业往往会出现过度开药、过度服务、过度消耗以及服务质量不足的情况。
发达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采取不同的做法。一个极端是美国，它在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方面，都高度依赖自由市场和私人供应商。但尽管成本高昂，这并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医疗资源的获取极不平等，许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
另一个极端是英国，它高度依赖公共部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提供国有化医疗保健，在就医时免费，由纳税人支付。理论上，所有英国居民都能负担得起并获得医疗保健。但实际上，资源有限，医疗保健通过排队配给。等待时间很长，有时长达数年，这损害护理质量并引起相当大的不满。它也没有什么动力来提高效率和削减管理费用。
新加坡则是制定由公私领域共同参与的混合解决方案，旨在通过经济激励措施来产生预期结果。
政府是主要的提供者。但它不通过政府部门或机构提供护理服务。相反，它创建三个自主的公共医疗集群，运营11家急症医院和各种其他公共医疗机构，如综合诊疗所。
这些公共医疗机构以非营利方式运营。它们收取费用并获得津贴，但被要求覆盖成本。它们的使命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在关注成本的同时，向民众提供优质、成本效益高的医疗保健。它们提供无津贴和有津贴的医疗保健，两者的区别在于医生选择权、舒适度和等待时间。
然而，即便是有津贴的医疗服务，病患也始终须要共同支付至少一部分治疗费用。在就医时，没有任何服务是免费的。这旨在体现他们的医疗消费的价值，并遏制对治疗、手术和处方药的过度需求。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从一开始就秉持的基本理念。
但共同支付机制只有在病患真正负担得起的情况下才能奏效。因此，政府设立保健储蓄（MediSave），这是一项全国强制性医疗储蓄计划，人们在工作期间缴纳并积累资金，用于支付医疗费用。这些储蓄须要辅以风险分担机制，以防范意外的高额医疗费用。有鉴于此，政府后来设立健保双全（MediShield，后成为终身健保 MediShield Life），作为一项全国基本医疗保险计划。它的主要特点包括自付额（deductible）、共同支付（co-payment，即共同承担额 co-insurance）和索赔限额。这些措施不仅对于保持保费低廉是必要的，而且也降低医疗保险计划中常见的过度消费风险。
私人领域在新加坡的医疗保健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私人运营的全科医生诊所，服务于大部分基层医疗保健市场。对于那些更注重舒适度与选择权，且愿意为此付费的人群而言，私人医院提供除公立医疗机构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我们也允许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包括综合健保计划（Integrated Shield Plan）和增强终身健保计划的附加险（rider），为希望扩大保障范围的人群提供更多选择。
但是，我们并未放任私人领域完全不受约束地发展，因为私人医疗保健的市场行为和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共医疗保健体系。例如，我们公布涵盖常见外科手术和疾病的私人医院综合收费基准，以提高价格透明度并遏制过度收费。我们也干预私人保险市场，以规范综合健保计划和附加险的设计，这些计划和附加险因“自助餐心态”（buffet syndrome）、更高索赔和更高保费的恶性循环，而持续面临市场失灵的风险。
管理医疗保健体系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它须要持续维护，尤其因为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单一支付方系统。病患、医生、医疗机构和保险业者都会对政策和规则作出反应，改变他们的行为，这要求我们的政策和规则不断适应。随着人口老龄化，疾病负担和医疗需求不断变化，医疗保健体系也必须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医学科学不断发明新颖的技术和疗法。我们须要研究如何提供、资助和分配这些技术和疗法。
尽管如此，我们采取的混合方法——结合政府和私人领域提供服务，辅以积极的监管和对定价及经济激励措施的审慎运用，并置于政府设定的总体框架内——为新加坡人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且成本低于大多数其他国家。
公共部门薪酬
公共住房和医疗保健是利用市场力量和激励机制提供公共服务的例子。
但是，公共部门也需要市场经济的投入。它必须为这些投入付费，因此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受到相同的经济和市场现实的制约。例如，当政府部门消耗水或电时，须要支付与其他消费者相同的费用和税款。当官员出差时，即使乘坐的是国家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也须支付与其他旅客相同的机票费用。
然而，公共部门最重大的、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是人员。
要提供良好治理和优质公共服务，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这取决于在各个层级拥有能干、有担当和称职的公务员。公共服务部门必须吸引、招聘、培训、发展和留住这样的人才。
这里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是公共服务部门也参与到全国劳动力市场中。它与许多其他雇主竞争具备所需技能和能力的人才。潜在应聘者可以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领域之间作出职业选择。在职官员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经济繁荣时期。
因此，我们采纳的政策是，公共部门将提供与私人领域相比，具竞争力的职业发展路径和薪酬。我们参照私人领域的同等职位，在工作范围、能力、贡献和职责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此作为公共部门薪酬的基准。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层级，从基层公务员到高级领导人，甚至政务官。这是吸引和留住优秀公务员的切实有效方式。这是新加坡能够建立并维持一支廉洁、能干、尽职尽责的公务员队伍的关键原因。
作者是新加坡国务资政
本文是他于3月31日在《新加坡经济评论》期刊发表的文章
黄金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