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寂静流逝。在郭振羽老师辞世的前几天，我去医院看望他。当时的我还没意识到，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已过了近半个世纪之久。那时我只是个学生，而他成为我一生的导师。
他说，过去两个月里过得艰难，但他仍是很努力地在谈话时面带微笑。我戴着口罩，握着他的手，听着他感慨：“你的头发白了。”我答道：“您的头发白了更久。”我们会心地笑了。
在医生进来之前，我们独处了一会。我回忆起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时光，叙述着我们从师生到同事的种种。他时不时地点头、微笑，也在最后说了一句：“很有意思。”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从师生关系转变成同为学者之间的情谊的那一天。1982年12月6日，他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做学术交流，我刚开始博士研究生的生涯。在那张用打字机以英文打出来的信件上，他附言：“我想，该是时候你不再喊我郭博士，直呼我的名字吧。”
我怀着既悲伤又感激的心情，重拾那份他在我20多岁时送给我的文字：“很高兴得知你在伯克利适应得很好。无论从学术水平还是自然环境（包括天气），伯克利都是理想之地。希望你在那能度过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在你接触过更广阔、更精彩的学术世界后，你也开始意识到我们国内学术界存在的诸多不足。我希望这不会让你感到沮丧，而是激励你尽最大的努力，取得丰硕的成果。从你大二开始，我就一直对你充满信心。”
远隔重洋，他所指的“国内”是新加坡。确实，他写下这封信时，正是他成为新加坡公民的同一年年底。
米南加保族有一句马来谚语：“Di mana bumi dipijak, di situ langit dijunjung”，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是“在一方土地撑起一片天空”。国歌作曲人朱比赛先生曾说过，他在为国歌谱写词曲时，就是以这个哲学观为依归。
对于郭振羽而言，以新加坡为家意味着为塑造这个国家的人文生活做出贡献。这不仅须要从更广阔的知识界中博采众长，还须要加强我们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在我们的大学里。
想必他在建立大学的学术环境过程中，一定经历过不少挫败。然而，他却劝我不要让挫折阻碍我进行更深入的知识探索。大约10年后，我有幸结识郭宝崑并与他共事。在一次谈话中，宝崑说：“不经历挫折，我们便无法创作。”
与之相应，我们可以说对于郭振羽而言，不克服挫折，我们就无法夯实体制和思想基础。在他服务于高校和社会事业的过程中，他也必然面临过诸多挑战，但他始终保持沉着冷静、审慎周全的态度。
2011年，在七旬之际，他从南洋理工大学功成身退。那时，南大传播学院请我为他准备一份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我请书法家林子平先生为他题写一幅孔子对此人生阶段的格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要求林老先生删去最后三个字。一方面，郭振羽理应知晓后半句，无须言明。另一方面，我希望他这一生功成名就后，也能随心所欲。然而，事与愿违：他不曾间断地致力于高校和社会知识，直至身患重病。
我记得我们曾谈论过华人家庭里孩子的抚育。我提出华人家庭对孩子教育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学以成人”，简言之“学做人”。我当时是从哲学角度出发，被它表现出的深刻思想意蕴所吸引——即作为人，我们须要有意识地、积极地使自己成为人，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
郭振羽回了一句很有见地，也很幽默的话：“是的，但别忘了，生活在华人社会中，太过会做人也不行！”
在我们与自己的老师和学生持续的对话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在当今世界，做一个真诚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同时面临着复杂且多重危机：地区战争、地缘政治紧张、气候暖化、技术颠覆、政治两极分化和经济不平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很容易感到沮丧和气馁，甚至觉得自己无力及无望改善我们和周边人的生活环境。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会向拥有大智慧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寻求解答。但同时，我们每个人也必须承担起个人责任，去塑造我们的知识和社会环境。
我有时会想，今时的情况与100年前有何大不同。我常常重温鲁迅先生在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发表的题为《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他说：“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鲁迅鼓励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
很遗憾，我没能有机会与郭老师探讨过鲁迅的著作。但我确信，他会认同鲁迅的观点，即“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这正是郭老师毕生作为教师、学者、学术领军人物和社会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延续与郭振羽老师的对话。
作者是新加坡艺术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