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伊始，西亚就迎来史诗级剧变。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向伊朗发动袭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一众高级指挥官皆遭遇不测。哈梅内伊丧命后，其子穆杰塔巴继位，继续领导伊斯兰革命卫队奋力抵抗，同时也频密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试图挑起全球石油危机。由于伊朗持续反击，因此外界普遍相信这场战争将持续一段时间，尽管至今尚未推倒伊朗的毛拉政权，但是美以联军的斩首战略，以及精密的电子战术已经震动世界。
这场战争如今已诱发全球性的经济冲击，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马来西亚也很快谴责美以联军的鲁莽。然而，对马国来说，除了经济冲击，也带来信念冲击，而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今在马国政坛如日中天的伊斯兰党。
读者可能会疑惑，马国是以逊尼派为主的世俗国家，伊朗是什叶派，被击杀的哈梅内伊更是什叶派的精神领袖，两者所属的教派是互相敌视的，皆有歧视、排斥对方教派的政策。伊党虽然是马国在野党，但同样也是逊尼派，既然教派仇敌的神权中心摇摇欲坠，伊党又何以会在伊朗卷入战火、什叶派领袖被杀的变局中受到冲击呢？
这必须追溯到伊朗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伊朗人推翻西方扶植的巴列维政权，建立以宗教司为主的政权，落实伊斯兰传统教义中的政教合一。这场革命看在当时的回教徒眼里，是宗教力量战胜西方霸权的典范，激发整个回教世界掀起一阵宗教复兴运动。马国伊党在1982年闹分裂，虽然是因为马来种族与宗教路线之争，以及时任主席阿斯里的贪腐案，但当时逼宫的少壮派领袖都沉醉在伊朗革命的影响之中。
拥抱马来种族主义的阿斯里下台后，主张回教治理的宗教司尤索夫拉瓦由署理主席转正。要注意的是，尤索夫在1974年至1978年曾任马国驻伊朗与土耳其大使，本身对伊朗革命感受甚深，因此在掌权后，引入当时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教法家监国”（Wilayat al-Faqih）体系，创建由资深宗教司组成的领导中枢，即长老协商理事会（Majlis Syura Ulama），伊党自此将斗争目标转向“建立神权国”。
后来的主席聂阿兹以及现任主席哈迪阿旺，在当时都是尤索夫的忠诚追随者。这个演变的历程，说明伊朗神权统治是马国伊党当前理论建构、政治叙事、斗争纲领的“北极星”。尽管两者在教义上有抵触，但在其他方面，伊朗的坚韧被伊党视为反击西方民主普世性的最佳例证。更重要的，是伊党在模仿伊朗路线后，在马国的版图逐渐扩大，直至2022年在全国大选时掀起的“绿潮”中达到巅峰，一跃成为国会最大的单一政党。
伊党的策略既简单又粗暴，即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慈善机构、基础教育，将以回教法为核心的治理逻辑推销给选民，告诉对方伊斯兰治国的可行性、自主性，并将伊朗作为实例来论证神权治国不仅能履行神圣义务，更能在现代国家框架下，实现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与基建发展。这意味着，伊朗模式在马国早已成为一套超越宗教派别的回教政治体系，所以伊朗是伊党和当地保守回教徒精英所能够信任的最好样板。
伊朗样板正逐步崩塌
然而，随着哈梅内伊及核心领导层陨灭，以及伊朗国内因经济困顿和青年觉醒而引发的混乱，这个样板正在逐步崩塌。当一个自称受真主庇佑、拥有强大革命卫队的政权，在现代科技与社会安全方面失去优势，尽管他们仍在奋力顽抗，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就摆在眼前，马国宗教保守势力原本信任的伊朗模式必然会随之动摇；只要理念一动摇，近年来席卷马来政坛的“绿潮”，在来届大选必成强弩之末，一些更务实的马来选民将重新拥抱马来种族主义。
特别是伊党所处的国民联盟现已陷入分裂。虽然伊党目前取得国盟主席的职务，并且由党内专业派领袖，即登嘉楼州务大臣阿末山苏里出任，但盟友土著团结党与它依然有着政治理念与斗争路线的分歧，而且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也相信，分裂土团的前署理主席韩沙再努丁就是受到伊党唆使。在这样互不信任的联盟框架下，伊党又怎能说服马来选民去认同自己那套能团结马来人？一边是政体认知体系的信念坍塌，一边是内部分裂所造成的支持率动摇。
这种蜡烛两头烧的窘境，让伊党的处境变得尴尬。当然，伊朗的毛拉政权若最终垮台，随之而来的将是伊党内部权力的震荡，长期效仿伊朗模式、掌握最高决策权的“宗教司派”，话语权极可能被务实的“专业派”所蚕食，甚至有可能重返1982年之前的阿斯里路线，或者1990年代聂阿兹的温和宗教路线。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信念冲击并未止于伊党，也包括马国首相安华这一代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政治精英。
年轻时代的安华作为激进回教学生领袖，曾深受伊朗革命对抗霸权、复兴宗教精神的启发。虽然他在后期转型为倡导多元与普世价值的“昌明大马”倡导者，但那种将宗教作为社会变革核心动力的意识形态底盘，始终与那场革命启蒙有着血脉联系。伊朗的崩塌，对安华这一代领袖而言，或许也足以敲醒他们，认识到跟伊党等保守宗教势力争夺“谁更伊斯兰”和“谁更马来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看的还是治理的效能与对民意的包容。
作者是马国时事评论员、拉曼大学政治与新闻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