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尤其是针对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中东地区一个主义和一个时代的修正，甚至可能意味着阶段性的终结。
历史往往以象征性事件为转折点。1917年，列宁结束流亡回到俄罗斯，提出激进的“苏维埃革命”主张，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并通过共产国际向世界传播无神论革命理论。70余年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许多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开始地方化、民族化、国家化地调整甚至修正制度框架。
类似地，1979年霍梅尼结束流亡返回伊朗之后，中东地区出现“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革命理论。这一有神论革命的实践与外溢，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推动持续至今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张力，也激活历史上阿拉伯—波斯、突厥—波斯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同时加剧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之间长期的战略对立。
冷战时期，由于两极结构与恐怖平衡的存在，尽管伊朗与美国关系紧张，但始终未发生全面战争。以色列在应对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之际，甚至在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期间，通过隐秘渠道向伊朗提供部分军火支持。1991年的海湾战争标志着冷战在中东的终结以及苏联影响力的衰落。在冷战终结、苏联解体、自由国际秩序建构之际，以色列迅速鼓吹文明冲突论，试图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继续绑定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和维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多数阿拉伯国家在对外战略上，转向与美国合作或至少避免正面对抗，对内则逐渐显现出在冷战时期被掩盖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并最终在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中集中爆发。
在苏联解体后的国际格局下，伊朗并未对它的伊斯兰共和体制（Velayat-e Faqih）以及反美、反以战略做根本性调整。相反，自1990年代以来，它对巴勒斯坦哈马斯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逐步强化。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扩大，形成从伊朗经伊拉克至叙利亚的所谓“什叶之弧”。在这一格局下，伊朗及所支持的武装力量逐渐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战略对手。
犹太人通过政治献金豪赌美国亲以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并未长期稳定。经济全球化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产生深刻冲击。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的“美国优先”战略，标志着对后冷战自由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反思，并强调主权与民族利益优先。在经贸领域，美国通过贸易战与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一体化重新塑造；在外交领域，则对传统盟友体系提出成本与利益的重新评估。以色列对此不但心知肚明，而且心急如焚，便通过犹太游说集团大肆进行政治捐赠，不但加大筹码收买美国国会议员，甚至开始直接介入总统选举捐赠。
最常被指摘的是拉斯维加斯博彩业犹太大亨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已故）及夫人米丽娅姆·阿德尔森（Miriam Adelson）对特朗普的笼络和“投资”。特朗普在2016年至2017年的首次总统竞选中，得到阿德尔森夫妇高达2500万美元（约3181万新元）的政治献金；在2023年至2024年选举期间，米丽娅姆对特朗普的捐赠高达1亿美元。这些捐赠换来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承认，和退出伊朗核协议等回报政策。据公开报道，米丽娅姆曾在2025年的一次白宫活动上表明，如果特朗普决定竞选第三个任期，她愿意提供约2亿5000万美元的捐赠支持。也就是说，以色列在“美国优先”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全球新型民族主义形成共识之前，用政治献金豪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
但这些以政治献金换来的“以色列优先”政策，同共和党的“美国优先”路线产生冲突。尤其是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的杀戮及产生的严重人道危机，使得“美国优先”和“以色列优先”撕裂美国社会，甚至也分化共和党。最新民调显示，几十年来，首次有更多美国人表示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尤其是在年轻人、民主党选民和独立选民中，这一转变尤为显著。
换句话说，以色列在重新民族主义化的美国乃至西方的政治游说将日益艰难。尤其是随着已故性罪犯爱泼斯坦文件的不断披露，犹太—以色列通过恋童、色情、金钱、科技和商业等把控世界，尤其是西方精英的骇人听闻丑闻越来越被人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很多社交媒体网红所指出的，特朗普政权也许是以色列可以利用的最后机会，用以剪除它目前在中东的最大战略对手伊朗。这也许可以从以色列和印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以窥视，表明以色列在看到美国国内民意和政策转向之际，将另一个民主大国印度作为未来政治游说的备份。
可惜的是，在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动的当前背景下，伊朗教士集团未能准确把握世界格局与科学技术变革的趋势，也未能充分认识到，美国与以色列在人工智能时代所形成的科技与战略优势，对它自身安全构成的挑战。
经过数十年的统治，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伊朗的神权政治已显现出明显的体制老化迹象。政治腐败与长期的地区军事干预，对经济发展造成沉重负担，欧美制裁与自身封闭叠加，使国家进一步走向孤立。
与此同时，以色列情报渗透频发，高压与针对逐渐成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神权政治的合法性。当这些国内结构性问题与地缘政治竞争及大国战略博弈相互交织时，所谓的“核问题”，更多被视为美以采取行动的触发点或工具性议题。无论伊朗政权最终是被推翻还是做结构性调整，都将进入一个“去革命性”和“弱宗教性”的新阶段，这对于中东、亚洲乃至世界，具有新的意义。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