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的泰国大选，为这个长期处于政治震荡的国家，带来一个表面清晰，实则耐人寻味的结果。根据泰国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非官方计票，在完成近九成选票统计后，亲王室、保守派色彩浓厚的泰自豪党在500席众议院中拿下约194席，成为第一大党；改革派的人民党以约115席居次；长期代表达信家族政治路线的为泰党则明显退居第三梯队，仅获70余席。投票率约为六成五，低于2023年选举，显示选民在多年政治反复后出现一定程度的疲乏。
对泰国国内舆论而言，这是一场“稳定压过变革”的选择。多数主流媒体将选举结果解读为选民对不确定性的回避，强调边境冲突、经济复苏乏力与政治内耗背景下，社会更倾向支持被视为“不会挑战根本秩序”的政治力量。泰自豪党党魁阿努廷在选战中反复重申对君主立宪制的忠诚，明确表态不推动刑法第112条修法，也不将高度争议性的赌博合法化列为优先事项，成功向保守选民与体制核心释出稳定信号。
然而，国际媒体的观察显然更为冷静，也更制度化。英国广播公司（BBC）、路透社、《经济学人》等外媒普遍指出，选票结果并未真正改变泰国政治的结构性约束。改革派政党在城市与年轻选民中仍具高度支持度，选前多份民调显示它们的全国支持率维持在三成四以上，但最终仍无法在席次上转换为执政优势。外媒将此归因于宪法设计、司法机构与非民选权力的持续介入，使泰国民主长期呈现“可投票、但权力转移受限”的状态。
这样的落差，其实早在选举过程中已可预见。人民党延续前身前进党与未来前进党的改革脉络，主张削弱军方政治角色、推动宪政改革、扩大社会福利，并重新检视高度敏感的法律体系。这些诉求在社会中引发强烈共鸣，却同时精准触碰泰国政治长期存在的制度红线。2024年前进党因主张修正刑法第112条遭宪法法院解散的判例，仍然是笼罩在改革派选战上方的阴影。相较之下，泰国主流媒体在报道时，刻意淡化制度冲突，转而聚焦于选区政治与地方派系的现实运作。
达信家族政治资产式微，则构成这次选举的另一条重要脉络。为泰党曾凭借强势的乡村动员与福利政策，长期主导泰国选举政治；然而，近年为重返执政而与保守建制派合作，使它逐渐失去原有的道德高度。泰国媒体对此多采取审慎批评的语气，外媒则普遍认为，这条政治路线正在失去象征改革或反建制的代表性，在新世代选民眼中显得老化且矛盾。
在这样的结构下，阿努廷与泰自豪党所代表的政治定位显得尤为关键。国内媒体多将之描绘为体制内的稳定器，熟悉地方派系运作，又能与军方与王室维持可接受的关系；外媒则倾向将阿努廷视为高度务实，甚至机会主义的政治人物。这种评价差异，本身即反映内外观察者对泰国政治风险的不同理解。
若从历史视角回顾，这次选举并非断裂，而是延续。自2001年达信首次执政以来，泰国已历经两次军事政变、多次宪法重写，以及多个高支持度政党被司法机构解散。选举、政变与法院判决交错出现，形成一种高度不稳定却又路径依赖的政治循环。改革力量并未消失，但始终被限制在体制可承受的范围内。
展望未来，阿努廷政府的施政重点大致可循竞选语言与结构限制推测。内政上，避免新的制度冲突将是首要任务；高度争议议题将被重新包装为“管理”而非“开放”。大麻政策已从2022年的全面去刑事化，转向限制娱乐用途、回归医疗框架；赌博与娱乐产业亦可能以试点与严格管制形式推进，而非全面合法化。这些政策调整，既回应保守选民的焦虑，也维持经济活动所需的弹性。
观光与外资政策则更具连续性。疫情前，泰国的外国观光客人次达到3970万，旅游相关收入约等于出口总额的两成，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亦指出，泰国经济增长对外资与服务出口高度敏感。在此结构下，任何执政者都难以承担对外政策剧烈翻转的风险。即便政治示威频繁，社会运动往往刻意避免直接冲击旅游区与外籍社群，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深层的经济理性。
因此，泰国政治的表面动荡，与对外经济政策的高度稳定，形成鲜明对比。政权可以更替，宪法可以重写，但对外资与观光客保持友善，几乎成为跨政党的默契。这种连续性，使泰国在国际视角中呈现出一种矛盾形象：民主进程屡屡受挫，却始终维持对外开放与经济务实。2026年的选举，正是这种结构张力的最新例证，也提醒观察者，理解泰国政治，不能只看选票，更要看那些始终不变的底层约束。
（作者是联合国资讯科技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