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于2月8日的众议院选举中，取得超过三分之二席次的胜利，创下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此一结果与去年11月她发表涉台言论引发中日关系紧张后，外界的普遍预测形成鲜明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现象亦构成当代日本政治与中日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案例。如何解读高市早苗的对华外交危机与选举大胜这一重要政治现象？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关注。
一是外交议题切割与“内政化”消解。根据日本新闻网、《朝日新闻》等民调，日本选民最关切的是物价上涨、养老、医疗、收入等民生与社保问题，外交与安保问题排位靠后。可以看出，日本民众更关心的还是国内经济与民生问题。实际上，高市亦将选举定位为“对个人领导力的信任投票”，竞选广告在社交媒体10天播放量破亿，30岁以下年轻选民支持度超90%。通过压缩选举周期至16天的闪电战，涉台言论的负面效应被有效抑制，外交危机成功转化为“果断领导力”的个人魅力展示。这种议题切割背后，是日本保守政治共识的固化。高市明确表达修宪意愿，执政联盟超过三分之二席位，意味着修宪势力已具备发起动议的能力。
二是“美国牌”与“挟美自重”。胜选当日，高市早苗便在社交媒体上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显示对日美同盟在国内政治中的价值具有深刻认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台海干预意愿尚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高市主动将美国引入台海议题，既意在向美方示好，亦试图借助美国影响力巩固国内强硬派的支持。此类美国牌策略，使她在保守派选民中成功塑造敢于对抗中国的形象。
三是中方反制措施的“时间差”困境。中方的经济反制措施，虽对日本相关产业造成一定冲击，但效应存在某种滞后性。选举期间，影响尚未充分传导至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层面。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选前公开表明，“不相信中国能长期反制强大的日本”，正是利用此种时间差。“早苗经济学”向选民承诺暂停食品消费税、提高工资水平等措施，实质上形成一种“以经济换安全”的隐性交易，即只要经济承诺具备可信度，外交领域的冒险行为便可能被民众接受。
四是深层焦虑的投射。在某种程度上，高市现象是对日本经历“失去的30年”后，寻求国家身份重塑的焦虑投射。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建构外部“威胁”，并强调“存亡危机”，试图以安全议题整合日趋分裂的社会共识，为突破战后体制谋求民意基础。选举中，年轻选民对高市的高度认同，则反映在日本世代更替过程中，出现战争历史记忆淡化与“去历史化”的趋势。
总体而言，高市政权的强势，意味着中日关系短期内难以实现实质缓和。然而，她执政基础的脆弱性同样不容忽视，“早苗经济学”的财政可持续性存疑；中方反制措施的累积效应，预计将在未来一至两年内逐步显现；自民党内派系博弈仍在持续发酵。
对地区秩序而言，当前态势标志着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正在突破战后长期存在的“玻璃天花板”。它的潜在危险在于通过相对公正的选举程序，以民主合法性外衣获得压倒性民意授权，使日本军事大国化议程获得民意背书。
历史经验表明，日本政治始终存在钟摆效应。长远来看，当前日本右倾态势或难持续，然而在此之前，东亚安全局势将面临严峻挑战。台湾问题绝不应成为日本重构国家身份的牺牲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亟需各方保持战略克制与理性姿态。
作者是山西地方外事智库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