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球的反去全球化浪潮中发出战斗号召。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中，呼吁世界各中等强国对修正主义大国采取全新的应对方式，如今这名单不仅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也涵盖美国。在经济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卡尼认为中等强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作为全球最大的中等强国，印度能否重塑外交政策以因应这一时刻？这样做无疑符合印度自身利益，因为它的核心利益与卡尼所提的路径高度契合。印度经济过去30年的成功，正是源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建立在西方技术、融资和市场基础上的服务业出口奇迹。
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直接打击这些商业联系，对印度造成严重冲击。特朗普最近宣布的印美贸易协议，据称将把美国对印度货物出口征收的关税，从50%（他的政府所实施的最高税率之一）降至18%，条件是印度同意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并降低贸易壁垒。然而，许多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答，缺乏基于规则的秩序，意味着两国贸易摩擦仍将持续。
在这样的环境下，进一步深化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体的联系，对印度具有巨大潜力。这些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约38万亿美元（约48.4万亿新元）。印度的体量也有助于稳定国际秩序。从逻辑上看，印度理应将外交重心放在这里，构建驱动经济增长所需的商业与技术纽带，与欧盟和英国新近达成的自贸协定，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步骤。
然而，这一路径却与印度外交政策建制内的主流认知不一致。许多印度人将卡尼的呼吁，解读为对印度传统不结盟原则的肯定。一些评论者抓住“中等强国”这一表述，主张回归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愿景，即印度应当超脱于全球事务，置身于大国对抗之外。
这种思维从何而来？它反映根深蒂固的反殖民、反西方情绪。事实上，尽管几十年来印度公开宣称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在实际操作上长期偏向苏联。印度的国家战略记忆悠长：1962年中国对印度的进攻，以及1971年苏联在印度同美国撑腰的巴基斯坦的战争中，对印度的支持（这场战争最终促成孟加拉国独立），都不只是历史注脚。对许多建制派人士而言，这些仍是塑造现今认知的关键性事件。与此同时，印度建制内长期存在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习惯于策略性地动用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
前总理瓦杰帕伊、曼莫汉星，以及前外长贾斯旺星、辛哈等人，多年来努力唤醒印度外交与安全建制直面后苏联时代的现实。他们认识到，21世纪印度的天然伙伴是西方，但他们对主流观念的影响相当有限。特朗普的行为则进一步强化怀疑论者的看法：西方靠不住，“战略自主”才是印度唯一安全的避风港。
要预判印度外交政策的实际运作方式，不妨将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能力分为三种模式。最基础的模式是纯粹战略自主，不签订任何实质协议，决策者可以展示道德姿态、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却回避与联盟伙伴深度接触所必须的妥协。这有点像一位只发表训词、却拒绝作出可执行判决的法官。
第二种模式是特朗普式的交易型行为，导致关系冷热不定，随新闻周期波动。第三种、也是最高级的模式，是致力于构建基于价值观的联盟，这须要在经济、国防、文化等多个领域，建立长期战略联系。外交政策成熟的标志在于，政府愿意为了伙伴关系调整国内政策，因为安全与经济收益超过绝对主权的损失。
然而，构建联盟须要高度复杂且协调的国家能力，须要外交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紧密配合。“战狼外交”容易执行，向国内民众解释必须作出妥协则非常困难。经过数十年的不结盟与战略自主传统，印度外交政策始终在第一种与第二种模式之间摇摆。官方对为了外部伙伴而修改国内政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这也与印度国家整体上缺失战略化的行事方式相一致。因此，印度常常陷入孤立，当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在北部边境地区的推进——它往往不得不独自应对。
国家能力的改变不会很快发生。尽管国际社会有不少人希望印度能加入中等强国联盟，以平衡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中国的扩张主义，但这种转变即便发生，也将非常缓慢。面对当前的全球动荡，印度政府大概率会继续采取一定程度的超然姿态，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接触。
作者Ajay Shah是孟买非营利研究机构XKDR论坛联合创始人
英文原题：India’s Middle-Power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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