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华领导下的马来西亚，与在特朗普重新主政下的美国，双边关系正进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阶段。熟悉，是因为马美关系长期以经贸、安全与区域稳定为主轴；陌生，则在于双方领导人的政治风格与世界观都发生变化。安华强调制度改革、战略自主与中等国家空间，特朗普则延续交易型外交、美国优先与对外关系里成本与回报必须相称的逻辑。这两种外交思路交汇，使马美关系更现实、更务实，但也更须要精细拿捏。
先从经贸谈起。美国一直是马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与投资来源国，尤其在半导体、电子制造、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安华上台后，大力推动产业升级与高增值的投资，美国企业自然是重点对象之一。然而，特朗普的经济外交并不以自由贸易为核心，而是强调贸易平衡、本土就业与供应链安全。关税、补贴、原产地规则与国家安全审查等，都是他常用的贸易政策工具。
这对马国意味着两件事。第一，美国市场的进入门槛更高了。若特朗普政府加强对亚洲制造业的审查，马国企业在合规、技术溯源与政治风险上都要付出更多成本。第二，机会也并非不存在。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企业须要在中国以外建立“友岸”与“近岸”供应链，马国在政治相对稳定、基础设施与人才结构上仍具吸引力。安华政府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强调把马国嵌入美国高端产业链，而不是只做低端代工。
换言之，安华对美经贸策略不是对抗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而是顺势而为：一方面吸引美资设厂、技术转移与研发合作，另一方面也持续拓展中国、欧盟、中东与区域市场，避免单一依赖。对中等国家而言，真正的风险不是与美国摩擦，而是被迫把未来押在某一条单向通道上。
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课题上，马美之间的张力更具象征意义。马来西亚长期在外交与民意层面坚定支持巴勒斯坦，这是跨党派的政治共识，也是安华个人政治形象的一部分。特朗普则几乎不掩饰亲以色列立场，过去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削减对巴方援助，都是典型例子。
在此议题上，马国官方不太可能为了双边关系而退让挺巴原则，但安华的处理方式明显偏向分层管理。即在价值与道义层面继续发声，在多边舞台保持立场，同时在双边机制中避免让该议题外溢至经贸、安全与投资合作。马国不对美国执行喊话式外交，也不会把情绪当作政策工具，而是对分歧进行制度化管理。对特朗普而言，他也未必在意马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只要不影响核心利益。这种“同意彼此不同”的互动模式，反而可能比表面亲密更稳定。
真正影响马美关系结构的，仍是上述的中美对立。特朗普对中国的看法更直白，在科技、投资、安全与供应链层面，他倾向把国际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另一边厢，安华提出战略自主、不选边站、更亲多边的路线，核心目的就是避免马国沦为大国博弈前线。这也许会被看成骑墙做法，但也是一种务实选择。马国既依赖中国市场与投资，也需要美国技术、资本与安全合作。若美国要求东南亚国家在科技或安全体系上明确站队，安华政府的操作空间当然就会被压缩；若美国实质上接受本区域国家的平衡外交，马美关系反而更容易深化，因为它建立在互补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忠诚之上。
在这方面，安华的优势在于沟通能力与国际形象。他既能向华盛顿解释马国不选边的理性逻辑，也能向国内说明与美国合作并非放弃自主权。特朗普是否买账，则取决于美国是否继续把东南亚视为伙伴，而不是代理人。
在区域安全层面，例如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冲突，也折射马美思路差异。美国更多从印太战略、盟友稳定与军事布局出发，马来西亚则坚持亚细安中心与区域自我调节机制。安华一贯主张亚细安不应被边缘化，而应是冲突管理的平台。特朗普对多边机制兴趣有限，更偏好双边谈判或权力投射。
但两者并非完全冲突。美国不希望东南亚失序，马来西亚也不愿区域被大国垄断。马来西亚在此可扮演缓冲者角色：一方面理解美国的安全关切，另一方面坚持用亚细安框架降温冲突，避免把区域问题转化为大国角力。若处理得当，马来西亚反而能在特朗普式外交中凸显自身价值，而不是被边缘化。
整体而言，安华与特朗普时代的马美关系关键词，不是亲密，也不是对抗，而是“可控合作”。双方在经贸、科技与区域稳定上有交集，在巴勒斯坦问题、中美对立与多边主义上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目前仍可被管理，而非必然激化。马美关系不会浪漫化，也不会高度制度化，更像是一种不断谈判、不断调整的关系。
对马国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如何取悦美国，而在于如何在特朗普式的现实主义外交中，守住自身节奏，维持多元伙伴网络，同时让华盛顿看到：一个稳定、自主、不盲从，却高度合作的马国，本身就是美国在东南亚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只要安华能把这种有原则的务实主义维持下去，马美关系即便不热络起来，也会相对稳健下去。这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能为马国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