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的世界非常不平静，国家之间冲突日增。熟知国际关系的人会发现，各国之间的联合或敌对是多维度的。比如，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不愿支持亲西方的乌克兰，反而与俄罗斯友好。这与西方多数国家及拜登时期的外交截然不同。匈牙利地处欧洲腹心，却反对欧盟、与英法德唱反调，和中俄美三国保持友好关系。印度作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却与俄独裁者普京友好。各国不同党派对外政策的差异、与其他国家的亲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总之，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敌友多有变换，且在不同议题、对待不同对手时，同盟关系和成员会有变化。这一切看来一团乱麻，但若探究各国价值观、侧重点、历史传统，就能明白它们的外交动机，厘清复杂的合纵连横关系，准确判断目的和未来趋向。
自17世纪基于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逐渐形成以来，国家利益就成为主导各国外交的原则。但国家利益并非决定国际关系的唯一因素，也并不总是主导因素。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一直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和变量。
法国大革命时，英国、普鲁士、俄国等组成的反法联盟，就带有强烈的保王主义、反共和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立场，各国君主及保王党人联合，以图扑灭反君主的激进共和势力向欧洲蔓延。
在19世纪帝国争霸和殖民时代，列强带有种族优越主义色彩，以“文明开化”为名侵略贫弱国家。一战的民族主义色彩浓厚，意识形态服务于国家利益，国家机器又受意识形态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红色苏俄建立和外国联合干涉，也是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冲突。
二战期间，德意日等轴心国以法西斯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美英法中等国则以反法西斯为旗帜，提出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双方都以民族主义动员大众，以反殖民拉拢弱小国家。各方实际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意识形态都是为本国获胜服务。
冷战则是更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美欧等国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苏联和东欧等国则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底色和目标，在全球竞逐。但国家利益仍是美苏等国外交行为及区分敌友的更重要因素。美国扶植亚非拉专制国家和独裁者，中苏关系破裂、中美从敌对转向结盟等，都反映意识形态并不能真正替代基于主权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传统。
苏东剧变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汹涌，让意识形态之一的自由民主，一跃成为国际的普世价值，似乎成了全人类共同的终极选择。欧美国家成为全球自由灯塔和民主阵营核心。既专制又与西方敌对的国家，则成了被制裁与“和平演变”的对象。
在冷战后近30年时间里，以民主与专制来划分阵营、判断是非，在国际上是相当流行的观念，也盛行于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派人士之间。这种观念认为民主国家是文明的，民主国家间也是和平与团结的，共同对抗专制国家及“邪恶”阵营。
在“民主至上／民主终结论”叙事下，国家利益及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意识形态问题，民主阵营内部的价值观分歧被忽视甚至隐身了。但现实里，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未缺席。1990年代以降，西方国家与中国继续经贸合作，正是为自身利益务实胜过人权原则的体现。至于民主国家间相对和平，只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下，和平带来更多好处，而非民主本身可以实现和平。
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只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和两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左翼与右翼、进步与保守、建制与民粹、宗教与世俗、全球化与孤立主义等许多意识形态及对立组合。
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各有信奉者，加上身份政治的浪潮催化，让各国内部及世界严重分化。最近10年，自由民主衰退，国际关系也遭到冲击发生剧变，不少国家放弃按照民主或专制站队，也不拘于传统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转而更受意识形态亲疏影响。
对于俄乌战争，欧美建制派都力挺乌克兰，民粹派则相对更亲俄，这超越以民主和专制划界站队的传统。在以巴问题上，各国右翼大都支持以色列，左翼普遍倾向巴勒斯坦，意识形态对看待冲突的角度和态度影响非常明显。
美国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亲俄远乌，还和传统盟友反目，正是保守民粹价值观与俄罗斯合拍，与偏左建制派主导的欧洲盟友和亲欧的乌克兰相反。欧尔班执政的匈牙利，同样因保守民粹而亲俄、反叛欧盟。
普京的俄罗斯清楚看到西方内部的问题和潮流，加以利用，通过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成功瓦解西方阵营，并培植和壮大亲俄势力。普京个人、俄罗斯对外关系、意识形态输出，取得三重成功。
不过，基于自由民主的联盟并未消失，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在应对动荡的国际局势方面，仍然坚持基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盟友关系。中俄朝等国加紧合作，同样有气味相投的原因。
国家利益要素也从未离开过国际关系，本国利益决定外交政策，仍然是各国外交底色。而且，无论自由民主，还是进步或保守意识形态，都可算作广义的国家利益或执政党派利益的一种或一部分，只是它不像经贸、能源、土地等物质化的利益，而是非物质层面的利益。
这些非物质层面的利益，以及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合作，也可以成为获取狭义物质性国家利益的手段和纽带。当不可兼得时，有些国家会更在意实际利益，有些则会为意识形态目的而牺牲物质利益。
总之，狭义的国家现实利益、民主与专制、进步与保守等意识形态差异，这三个维度共同决定如今的国际关系、国家间的分化组合、政党与派系的外事立场。一些热衷自由民主事业的人将推动民主寄希望于特朗普及各国右翼民粹势力，是不顾事实的幻想。各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事实，说明人权干预的有限性和选择性。
未来数十年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仍是这三点。自由民主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削弱，部分国家和党派会把保守民粹意识形态置于国家长远和人类整体利益之上。人们以身份和价值观站队，相互更对立，国家机器和外交政策成为斗争工具，更多人会被裹挟到冲突中，世界也会更少和平和更多动荡。
作者是旅欧中国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