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加拿大总理卡尼公开表示有必要“走近中国”时，这并非价值转向，而是现实倒逼。它反映的是一个更深层的事实：旧有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和平与全球化红利中，已经系统性丧失危机意识与危机应对能力。
俄乌战争是最典型例证。战争爆发前，美国多次警告俄罗斯可能发动军事行动，几乎所有欧洲领导人都断然否认，甚至公开嘲讽。战争爆发后，欧洲却陷入战略失能：德国象征性提供钢盔，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以私人外交劝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匈牙利反对制裁，土耳其保持事实中立。
这不是分歧，而是欧洲对现代战争、现代权力和现代风险的整体性误判。长期以来，欧洲享受着几乎免费的安全保障，持续低估风险，将现实冲突视为历史残余。结果是，当战争回归，它们既无心理准备，也无回应的制度能力。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本应成为既有秩序中最成功的参与者，但在过去10多年里，中国在全球战略定位上的变化，却不断强化外部世界的警戒心。“一带一路”在实践中被高度政治化，债务争议频发；军力建设，尤其是海军规模的急剧扩张，引发明显的海权联想；“太平洋足够容纳两个大国”等表述，被西方战略界解读为共管秩序的信号。
在西方某种视角中，中国不再只是国际规则的融入者，而被视为试图重塑规则的挑战者。正因如此，美国保守主义智库早已持续警告中国的“长期野心”。前总统克林顿近期公开表示，看到今天的中国，他后悔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不是个人反思，而是西方精英阶层的共识性转向。
特朗普搅乱全球秩序，并非偶然失序，而是美国对既有规则失去信心后的公开选择。当多边体系不再确保美国优势，“掀桌子”就成为理性行为。
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当下世界，只有中国能在体量、产业和制度层面正面承受美国压力，只有中国有能力与美国抗衡。但“有能力”不等于“必胜”。中美全面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并不高，除非出现极端事件，例如中国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美国显然已为此提前布局，从强化北极控制、介入格陵兰，到构建新一代防御体系，目标并非挑衅，而是提前封堵战略风险。
现实中的地缘政治风险高度碎片化。中日、中菲摩擦，美国依据军事同盟关系介入几乎不可避免；中东美伊冲突，中国介入成本极高；中南美在唐罗主义效用下高度排他；非洲政权更替频繁，更适合作为机会市场，而非战略锚点：短平快可行，深度绑定危险。
真正无法回避的，是硬约束。中国是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大国，约三四成的天然气、约七成的石油依赖进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避免任何可能切断能源与航道的高烈度冲突。
在一个秩序裂解、信任稀缺、规则不断被政治化的时代，中国真正理性的战略选择，不是扩张，不是冒进，而是减少非必要对抗，收敛锋芒，稳住内部结构，把时间重新变成盟友。这不是退缩，而是生存理性。保存实力，本身就是战略胜利。
作者是美国国际贸易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