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人员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终于出现回落。属于到人类极限了，再榨也榨不动了。 ?”
中国一名微博网民上周五（1月23日）评论有关“中国人工作时长结束九年连涨”的话题时，如此调侃。
有关话题上周在网上掀起一阵讨论，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至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而到了2025年，除了1月外，其余11个月的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均低于2024年同期水平。
然而，从整体来看，中国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长仍处于高位。数据显示，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明显高于法定的标准。根据中国劳动法，劳动者的法定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4小时。
在这样的背景下，统计数据中出现的回落，意味着什么？
企业叫停加班
《经济观察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分析，去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下降，可能是因为工时吸收经营压力的调节机制已接近极限，工时不可能不断上涨。
至于其他原因，曾湘泉说，去年在“反内卷”的舆论环境下，大量企业主动叫停了加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毛宇飞则向《财经》杂志分析，一方面源于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生产节奏趋于稳定。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灵活就业劳动者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劳动保障政策干预初见成效等都影响了工时变化。
《财经》还引述中国劳动人事合规领域的资深律师、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洪桂彬说，劳动力市场的这一变化，受到政策导向、新生代劳动者职场价值观念变化等因素影响。
从政策层面看，2024年12月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将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在去年的中国两会（政协与人大年会）上，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整治“内卷式”竞争。
同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对各单位休息休假制度执行情况的常态化监督，依法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信号和制度约束下，一些大型互联网和科技企业开始调整内部管理。据第一财经报道，去年年初，大疆、海尔、美的等企业相继推出“反卷”措施，包括到点强制下班、抵制无效加班、严禁非必要会议。
对一些企业来说，约束加班的压力，不仅来自中国国内。洪桂彬称，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在海外有市场的中国企业，须遵守相关的劳动标准，对加班进行限制。
也有观点认为，新生代职场员工的工作观念，早已不是以前那套——为企业卖命，以加班为荣。相反的，在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现在很多“00后”员工更看重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对加班的接受度逐渐下滑。
这种新生代观念与此前大厂广泛存在的“996”（朝九晚九每周工作六天）工作文化形成鲜明对比。2019年4月，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曾公开称“996”是福报，引起中国舆论围绕公司加班现象的争议。
32岁程序员猝死
放眼现实，中国人工作时长真的减少了吗？
不全然是。中国多家媒体上周就报道，广州年仅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因过度劳累，周末晕倒后猝死。报道也提到，他在抢救过程中还被拉入工作群，死亡后还收到工作消息。
高广辉的妻子说，丈夫猝死当天是周六，但事发前仍在处理工作事务。由于公司长期未为丈夫所在的部门增派必要人手，导致他被迫一个人承担相当于六七个人的工作量。
据海报新闻报道，高广辉的薪酬结构呈现“低底薪，高绩效”特征，基础工资仅3000余元，出事前月到手约1万9000元。也就是说，多劳才能多得。
此事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引发高度关注，舆论大多数将矛头指向长期高强度工作、以绩效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没听过谁不上班饿死的，但是加班加多了真的会死。”
这起悲剧，恰好发生在官方数据显示工时出现回落的当儿，让不少网民对这组数据本身提出了质疑。
有人说：“确定不是没有工作的人增多消除了工作时长？”“这是没上班的人写的报告吧。”还有人自嘲，自己的“996”超长工时，被国企、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平均”掉了。
也有网民担心，即便工时回落，过劳风险反而变得更加突出、集中。“现在好工作都逼你加班，你不加班就被优化（裁员或变相降职），大家卷生卷死。”
这些讨论也将问题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现实：为什么过去一年的每周平均工时回落，中国职场仍发生加班过劳闹出人命的事情？
原因很复杂，包括劳动法执行不力以及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偏低等多重因素。先谈前者，有分析认为，中国目前缺乏独立的工会来保护工人权益，加上政府在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等方面与企业高度绑定，在劳动争议的处理过程中，也往往倾向于维持企业稳定运营。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劳动法规的执行力。
而工资偏低的问题，则直接影响劳动者对加班的依赖程度，如同前文所述。
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中国劳动者工作时间长的核心原因在于生产率低。路透社引述北京智库全球化智库研究员王子辰分析，中国的人均产出远低于发达经济体，但许多中国企业却追求高产出和强劲增长。
王子辰解释，通过投资和技术创新来提高生产力是困难且缓慢的，但“延长工作时间是一个更容易、也更直接的选择”。
另一方面，正因大环境不佳、就业压力不断加大，一些劳动者倾向通过加班来展现自己的努力，以换取老板的“免炒鱿鱼”金牌。
至于未来几年周平均工时是否会持续下降，曾湘泉认为有待进一步观察。他说，要警惕的是，如果未来几年周平均工时不再上升，同时就业岗位出现减少，这可能意味着企业的降本增效方式，正从延长工时向缩减员工数量过渡。
换句话说，加班、延长工时都无法带来营收增长了，企业可能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在尤其是当下人工智能（AI）技术崛起，对就业带来的冲击，估计会很明显。
从官方数据看，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不再连年上升，但这不意味着加班文化正在消退。更可能的解释是，企业靠员工延长工时来对冲经营压力的空间已经用尽。所以，企业对员工施加的加班压力没有消失，而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过劳也因此更容易走向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