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学者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新加坡去年组屋转售交易约三分之一达到种族配额限制，过去10年，约三成组屋在转售时都触及至少一项种族配额限制，相对于1989年制度推出初期的24.3%，趋势显著增加，意味着组屋区按族群聚居的情况有所深化。如果没有种族配额限制这道制度防线，任趋势自然发展，族群聚居的问题可能会在新加坡再现。
1989年推出的组屋区种族配额限制政策，是通过设定组屋住户的族群比例上限，避免单一族群过度聚集甚至形成隔离的状态，来达到族群融合的长期目标。这是新加坡作为多元族群与文化社会，在管理上的一大支柱制度，可以说是新加坡因应本身的国情独创政策。经过数十年的实施，触顶的比率上限增加，说明在政策的外在作用之外，同个族群内部的熟悉度和舒适感还是更强，要改变这种本能绝非一时之功。
因此，诚如专家学者指出，族群融合不能停留于表面政策制定和公共住宅制度的规划，不同种族之间的互动，如果始终受到惯性的驱使，不能跨越同族之间的人际亲近感，形成所谓的“微型隔阂”，那么与我们所追求的和谐融合社会，毕竟还有一道看不见的门槛。
当然，公共空间的规划与活动的设计，如更有利于居民相遇的公共走廊、主办活动的组屋底层空间，以及基层组织更频繁多元的社区活动，或许都有助于拉近距离、促进族群融合的大目标。此外，今日大部分人口能操基本英语，或许也有助于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也是今后在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应该延续的思维。
种族隔阂造成的猜忌、不满和冲突悲剧，古今中外案例太多。到了今日，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应对错误政策导致的族群冲突，又重新审视恢复以白人为首要考虑的不明言的“种族政策”，相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回另一个极端。
除了组屋种族配额限制，在族群融合的大方向之下，新加坡的多项措施，包括一些受欢迎的学校和大型学府的迁移和设置、能满足就业的大型工商业在新镇落户等等措施，也着眼于打造不同种族就近互动的生活圈；此外，不同世代与房型的混居等新组屋规划，也同时是为了缓解种族以及老龄化与独居等社会课题。
这种融合政策思维更经典的设计，表现在南部滨水黄金地段也规划了预购组屋项目，其中还包括数百个租赁组屋单位。融合政策不仅着眼于种族，更包括尽可能防止全社会的各种差异缝隙扩大化，无论是族群、年龄或贫富之间。
在组屋种族配额限制下，部分少数族群可能因种族比例无法出售而提出申诉，建屋发展局今年初曾披露数据，大部分都得到豁免。这是政策的连带效应，需要更多包容与理解，因为受影响的也包括华族，而其解决方案则必须细致与合乎人性的安排。
透过空间规划与配额制度推进族群融合的目标，达到社会和谐，避免族群猜忌与心理隔阂等社会问题因政策的忽视而深化，是新加坡打造长治久安的政策思维，说明国家对族群融合的态度，不是停留在口号或意识形态。然而，只有在日常生活与密切的互动中，人们才能对融合有具体体会并且逐步内化，成为一种惯性的认可，也才能不轻易受到分化或蛊惑而生出猜忌等等情绪。硬件设施容易做，政策制定也不难，但软件的心理围墙，需要族群之间的个体更积极地相互跨越，淡化内心的刻板印象，才能做到真正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哪怕这样的鸿沟需要时间甚至世代去跨越，我们要达到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之理想，就唯有立定决心，以稳健又细腻的步伐继续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