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来西亚选举史上最混乱、最复杂的地方选举，沙巴选举目前已进入最关键的倒数阶段。但当地各族选民的投票意向至今仍难以捉摸，特别是本土政党此次如雨后春笋般冒现，单独参选的本土政党就多达16个，再加上沙巴人民联盟旗下的六个，这意味着瞄准沙巴回教徒或非回教徒土著选票的政党已超过20个，令东海岸、西海岸和内陆地区的土著选区出现异常激烈的竞争，选票分散的情况非常严重。
在这种土著选票分化的状态下，马国舆论开始关注占全州总选民约8%的华裔选民，甚至有论者认为他们即将在多角战格局中扮演“造王者”角色，成为谁能够组建州政府的决定性因素。无可否认，在沙巴复杂的族群结构、本土意识高涨以及选情多变的大环境下，华裔选民确实是很重要的变数，因为华裔占30%以上的选区有七个，在更多数的土著选票分散后，只要票数够集中，就有很大机会拿下这几个席次。这个数量在沙巴足以决定谁是首席部长。
不过，基于当地选民结构的特殊性，这种变数要发挥作用是有先决条件的。相较于马来半岛较为明确的马来选区、华人选区与混合选区划分，沙巴议席则高度混合，不存在华裔选民过半的华裔选区。就算是以土著为主的选区，当中又有非回教徒与回教徒之分，涵盖卡达山、杜顺、姆律、龙古斯、巴瑤、汶裔马来人、克达央、比沙雅、双溪、武吉等30多个种族，选区内部的种族融合性高，因此这里所有议席的选票流向比马来半岛更复杂。
复杂的政治环境，意味着华人票想要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前提是必须高度集中支持某一政党或阵营。2018年州选就是最佳例子。那届州选是华裔选票最集中的一次，当时有近80%的华裔选民支持希望联盟的民主行动党，让它一举夺下六席，协助盟友民兴党主席沙菲益登上首长宝座。然而，这种情况在2020年州选时出现改变。当时有25%左右的华裔选民是因为民兴党的本土叙事，而继续支持与之结盟的民行党，但也有一部分转向支持在野的沙巴人民联盟。
这意味着华裔选民的政治倾向在2020年时已重新分散，并且变得更为务实。来到2025年州选，虽然距离投票日尚有几天时间，但主要分布在亚庇、山打根和斗湖的沙巴华社，在本届选举中有着复杂的情绪，并且在面对候选人时，对地方基建、自主权等本土议题表现得更感兴趣。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这股2020年冒现的情景会是一股不可抵挡的趋势，并且会在这次持续发酵，导致选票散落在三大阵营手上，即民行党、民兴党，以及一些零散的本土政党。
更何况，要注意的是，2018年州选的政治氛围有着强烈的“变天叙事”，希盟加上民兴党形成强烈的改革象征，催化华社更高的投票率与相对一致的投票方向。然而，目前的政治气候已完全不同。一来，希盟不再与擅长操办本土叙事的民兴党结盟；二来，希盟在与巫统共同执政联邦后，改革步伐缓慢，已不再拥有当初的改革光环；三来，联邦政府早前宣布将对亚庇高庭“40%税务返还”的判决展开细节上诉，很可能让民众迁怒于执政布城的政党，如民行党。
还有，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等本土议题，在缺乏“变天”这股狂热情绪支撑后已重回选民的视野，这将让他们更倾向在选举时，评估候选人及政党的地方治理能力。因此，华裔选票分散看起来已是一个必然。然而，就算是华裔选民意外地团结，在土著选民出现分化、每个议席至少五角战的格局下，他们也难以凭一己之力决定胜负，因为其他族群选票的割裂程度，往往远高于华人票的集中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确保投票率能维持在2018年的水平。
换言之，沙巴复杂的种族结构削弱华社成为造王者的可能，但这不意味着华裔选票在本届州选毫无作用。相反，这批选民在城市选区中仍是重要的战略性选票。许多政党在亚庇地区的布局中，依然视华社为“决定胜负的最后10%”。他们的投票意向往往决定哪一方能在胶着的局面中跨越门槛，只是这种影响力属于精细调节型（fine tuning），为“关键附加值”而不是主导政权更替的结构性力量。
再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无论是民兴党强调的沙巴自主权、沙盟期望突出的本土执政逻辑，还是退出沙盟或希盟的立新党（STAR）、进步党（SAPP）、民统党（UPKO），以及后期崛起的愿景党（PIS）、和谐党（KDM）的沙巴优先，都有机会打动不满现状的华裔选民，再加上都市选区18岁至29岁年轻选民占比已将近三成，他们对本土议题的倾向至今未明。或许我该这么说：华社能够把原任议员挤下来，但他们未必能保证七席里的新任议员都来自同一个政党。
因此，在2025年沙巴州选中，华人是否能成为造王者？答案是：从结构上并不容易，但在关键城市选区可发挥决定某些席位的微妙影响力。要达到真正造王的地位，必须满足高度集中投票与他族票极度分裂这两个条件，而这在现实状态中较难出现。不过，沙巴政治的变动性高，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知鹿死谁手。但有件事可以肯定，就是若华裔在投票时掀起本土化浪潮，这将意味着沙巴政坛已呈现“本土化务实政治”的趋势，而必然会引导沙巴正式启动砂拉越模式。
作者是马国时事评论员、拉曼大学政治与新闻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