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特地请假，到新山和“阿嬷”约会，看潮汕话版本的《给阿嬷的情书》。
故事确实感人肺腑，让我好几次眼泪夺眶而出，也不由得被拉进自己的记忆长廊，里头也有侨批，有祖辈苦难人生，更有一段神奇的寻根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有点长，希望读者别太介意，最后我也说说影片的观后感。
上世纪70年代初，上小学时，住附近的阿公阿嬷，也常收到说是同安，有时也说唐山寄来的批。收到时，我也有小兴奋，因为信封上的毛泽东邮票特别大张，感觉和有女皇头的一样气派，可以跟同学们炫耀，交换邮票时，我是坚持不换的。
至于批写些什么，则没我的事。只是几次从大人口中听到，老家有人要结婚，或要修祠堂、古厝，也有提出要买针车的……对了，跟电影里情节一样，也有脚踏车，当然最后不是整辆“包邮”过去，而是寄钱。
也许，就在我为新的收藏快乐一整天时，大人正在为钱烦恼。
阿公阿嬷属于社会底层，靠一份收入一家人勉强糊口，从未富有过，还曾是河水山大火的受灾户。他们说阿公年轻时，也踩过三轮车，我没见过他的谋生工具，猜想是载货，而不是电影里木生载人的那种。年纪更大后，两老在家里开了“咸酸甜”档口，也卖香烟、冰棍。所以我很小就实现了“零食自由”。我不要的邮票，也会钉在tikam——当年的盲盒游戏的纸板上卖，只是“创业”失败，没赚到额外的零用钱。
他们应该一直都有给家乡寄钱，因为书信往来不曾断过，而我的“毛泽东”也越收越多。我当时想，阿公阿嬷穷，但唐山那边应该更穷；或者是为了面子，怕家乡人以为他们穷；稍大一点，才渐渐明白，这里头有亲情，有不忘本。电影中阿嬷那句“做人要有情有义……”，则是更精准的表述。
同安会馆的大地图
时间快进到80年代，大概在我服兵役前后，阿公阿嬷过世了。他们是30年代，20岁上下时南来的，这之后的大半个世纪，就从没回去过。是的，一生从没坐过飞机。他们子孙很多，除了大伯和大姑是小时候由阿嬷带过来的，其余的第二代兄弟姐妹，包括我父亲都土生土长。同样的，没人回过老家。阿公阿嬷不在了，家族中，同安、唐山这些字眼，渐渐也就没人再提及。
80年代的最后几年，因为上诗词班，有好一阵子，每个周六下午都会到丝丝街的同安会馆大楼报到。我不是会员，也从没说我是同安人。会馆墙上，挂着一张同安县大地图，我总是好奇老家在哪里。阿嬷生前有几次，说我们是HengCu的，以及依稀记得她说过剥蚝的事，也许，村子离海边不远吧？
有一次心血来潮，先是沿着地图上的海岸线搜寻，发现很多的村、镇，都是X厝、XX厝的叫法。看来“厝”，即福建话“屋子”是对的。但Heng呢？究竟是哪个字啊？最后，在几个选项中，我猜一个叫“珩厝”的村镇，应该是最接近的。于是把“珩”这个可能永远也用不上的生僻字，牢牢记住。
之后又是岁月匆匆，跨过了千禧，我也人到中年。那时报馆篮球队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打球，2006年去了厦门。那是我第一次探访这座城市，行程中的一天，我脱离大队，包了部车，就向珩厝出发。那年，苹果手机还没问世，也没有谷歌或百度地图，更没有导航。就连要在厦门找到一个知道珩厝的司机，也还有点难度。
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午饭后的村镇很安静，在一个感觉比较“中心”的空地上，几个老人在聊天。我当时以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厚脸皮和强大内心，走近时开门见山就问：你们好，我阿公好像是这里的人，年轻时去新加坡，他叫王永万，不知你们认识他吗？
万万没想到，回应竟是：“哦，你是永万的孙啊，他弟弟那房的人有在家，来来来，我带你去……”天啊，不但地点对，还一问就有认识的。要知道珩厝虽小，常住人口也有好几千吧？况且阿公阿嬷背井离乡已是70年前的事了。那一刻，我有连中几个Tikam大奖的感觉。
那个下午，见了哪些同宗亲戚已记忆模糊了。只知道他们很热情，而且想探听和关切的，不比我少。例如问某某叔怎么了、某某婶还在吗。很多名字，我小时确实听过，但根本不知是谁。
不过，屋里一位将近90岁的阿婆，如今还深深刻印在我脑子里。他们说是我阿嬷的亲妹妹，两人都从隔壁村嫁过来。阿嬷下南洋找阿公后，姐妹俩自此就再没见面，我跟她简单谈了几句，突然鼻头一酸，开始抽泣，因为她的神情、语调，完全是我阿嬷的模版，像同一个人，时空穿越了回来。然后我也想到阿公，他作为儿子，当年一走，不也是生离死别。
最后告别时，他们问我要不要过夜，我说不了，已订了厦门的酒店，便留下联系方式，说想把一些家族成员带回来看看。
结果隔年，包括第二代的我妈、小姑，第三代的几个堂表和配偶，以及好一些第四代小朋友，30多人的寻根团真的回去了。那不是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报名旅行社配套。整个行程拖老带少，都不记得，是怎么办到的。
没想到我们家还出过武状元
我们在大宗祠，看到父亲和叔伯们的名字记录。知道子孙后代祭拜的远祖，是唐末就过来“开闽”和封王的三兄弟。难怪，我们都说自己是唐人，用福建话念唐诗特别顺口，估计如果穿越到唐代，不必靠通译软件，和李白或杨贵妃直接沟通应该是无碍的。
还有那间古厝，进去时，有父老“导览”：喏，这个房间，就是你阿公阿嬷以前住的；还有这个厨房，你阿嬷做饭的地方。其实老家的人，各个都盖了或正在盖三层楼“大屋”，我们就被带去参观了几栋。反观古厝，住着工人，显得相当破旧。但我发现柱子很厚实，横梁有讲究的雕工，外墙也不是普通砖墙，而是一整块的石壁。我问古厝是怎么来的？他们说，因为光绪年间，你们这支出了个武状元。我很是讶异，怎么阿公阿嬷从没告诉我们。无论如何，那天以后，总感觉自己很能打，虽然从没练过武。
那一趟寻根之旅，乐趣和知识满满，家族成员间的感情纽带也更紧了，但对我来说，最大收获，还是隔了一代人的空白后，找到了“我从哪里来”的答案，也尽了让下一代人知道的义务。至于他们以后还会不会这么做，就和我无关了。
回到《给阿嬷的情书》，我之所以会被触动和掉泪，显然，和阿公阿嬷在离散年代的悲情和宿命有关。类似的残留印记，南洋绝大多数华人家庭都有，一些甚至还有“批”的实物留存。大家南来的过程和结局尽管不尽相同，但包括对南方方言、乡音的共情，以及乡土、血脉的藕断丝连，或者说召唤吧，都是相通的。
回望祖辈来时路的最后一代人?
但真很强烈吗？更老一辈也许吧，而我毕竟已是第三代，不在中国出生和成长。倘若有一天，我或后代也成了移民，新加坡才是“我们”的第一故乡，而不是同安，更不是辖区一分为二后，已更名的翔安区。
我甚至认为，以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来说，我可能是还会回望祖辈来时路，甚至觉得应该去看一眼的最后一代人了。年轻的世代，会去上海看外滩、到北京见识故宫，到成都体验慢生活，或去浸濡、猎奇、游山玩水、谈生意……但寻根的念想、冲动？非常不可能。
大家已内化的身份排序，是国籍—族群—方言和祖籍地。关于后两者，很多已不会说甚至听不懂，或已不知祖辈来自哪里了。更由于英语是第一语文，母语和母文化的根基一般不深，情感也是疏离的，这很无奈，却是事实。
当然，会有人迷张凌赫，天天刷小红书，或看微短剧而无法自拔，但这些更多是潮流、次文化，是生理多巴胺在起作用，它会增加对中国事物的好感度，或像在西方，带动一些人对“极致中国化”（chinamaxxing）的着迷，但这些都不等于文化上的契合，离心手相连、同心同德，就更遥远了。
我呢？在隔代的故土情怀之上，肯定还有着一层文化乡愁，因为有华文的根底，知道这个民族的过去，以及理解它思想中最深邃的部分。但是，对于这片精神原乡，也是带有批判，而不是全盘接受的。这可能是年轻时，柏杨、李敖、鲁迅等读多了，也可能是新闻工作的训练结果。
无法100%认同，还因为中国太大了，本身文化板块就很多元。也许汉族、广义北方，或者经济富庶的北上广深是主流、是强势，但和我们自我认定的，南洋的，终究存在差异。例如当央视念出“阿mó”时，我们都会皱眉。中国人三观里的很多东西，和我们追求的，也不一定一致。再有是彼此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不同。
统战会是无用功而电影并无此意
这就说到这部电影最众声喧哗的争议：有人视为统战片，担心被统战；有人则认为岛民太敏感，想太多了。我是比较倾向于后者的，才1400万元人民币（267万新元）的投入，一众素人演出，怎么可能是为统战目的而拍的呢？
退一步说，更关键的是，如果客观上电影真做到了无心插柳，进而让一些人看到所谓的统战机会，也是无用功，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如上所述，我们自己的母文化，有好一些已经遗失，或被刻意淡忘。一些有心人守护得很辛苦，却也没有太大把握。总之，柳要成荫，但土壤条件已不存在。
何况，时代正在往前走，一个国族正在被打磨和建构，新移民尤其是他们的后代，也必将循着同一轨迹，铸就新的身份，最终落地生根。
所以，忧虑大可不必。至于大小粉红要生气，或者借题引流，从中自嗨，由他们去吧。太较真的话，会搞坏观影心情，辜负一部难得的诚意之作，根本不值得。
作者是《联合早报》编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