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备受瞩目的SpaceX超大型首次公开售股（IPO）筹备过程中，承销团据报接获指示，不得接受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投资者的认购订单，并限制相关地区用户访问IPO资料网站。
表面上，这是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国防相关法规的谨慎回应，实质上折射出美中科技与安全角力加剧下，全球资本流动正步入“高敏感度、高不确定性”的新阶段。与其说是全面“脱钩”，不如说是围绕太空、半导体、人工智能（AI）等少数敏感领域的“选择性去风险”，在这些板块加厚防火墙，同时在非敏感领域仍维持高度经贸往来。
值得强调的是，SpaceX作为防务敏感企业，其火箭与卫星技术受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严格管制，发行人和承销行选择“超前合规”：以ITAR对“受限地区”的分类作为风险锚点，内部将中国大陆和香港视为高敏感司法辖区，从而在商业层面先行划出一条比法律文本更窄的准入红线。换言之，ITAR在此案中更像是一套被市场内生化的风险模板，既是合规依据，也在客观效果上成为美中金融与科技资本“脱钩”的工具之一。
对中港资金而言，被排除在SpaceX这类代表美国前沿空间与卫星技术的旗舰企业之外，意味着过去10多年“华资深度参与硅谷创新生态”的常态正在改变。
越来越多美国科技企业，尤其涉太空、半导体与AI的公司，在上市前主动“过滤”中国背景股东，以减轻未来国家安全审查和政府合约上的阻力。
从金融角度看，排除中港资金在短期内未必会撼动SpaceX这类“明星标的”的募资能力，但对第二梯队科技企业而言，投资者池的结构性收窄，势必体现在更高的风险溢价、更分化的估值，以及更不稳定的流动性之上。
如果说SpaceX体现的是“谁可以投资美国敏感资产”的收紧，近期围绕Meta收购新加坡AI初创公司Manus的风波，则展示另一端的镜像：谁可以收购具中国渊源、掌握关键算法与数据的科技企业。
Meta于去年底宣布以逾20亿美元收购Manus，希望借它通用AI代理技术强化自家平台与企业级服务，此举在美国本土几乎未遭到重大安全阻力，却迅速引来中国监管层高度关注。今年4月，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明确否决该交易，要求当事方撤回收购，理由涵盖技术出口、数据安全与对关键技术控制权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在Meta–Manus事件发酵的同时，中国国务院于4月17日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并于6月正式公布，定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
这是一套面向境内企业、组织和居民个人的对外投资基础性法规，明确对外投资涵盖通过股权、资产、融资和担保等方式，在海外取得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各类活动，并首次系统化引入“对外投资安全审查”和细化的违规处罚机制。外界普遍解读，这部新规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与Meta–Manus案高度呼应，显然意在为今后阻止类似敏感技术和数据“借壳出海”，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抓手。
新规要求，对外投资者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未经许可也不得转移受限制项目，同时明确禁止通过派遣技术人员、安排境外工作、跨境培训等“绕路方式”输出受控技术和数据。对投资国家禁止领域的对外投资，监管部门可责令停止、限期处置资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最高相当于投资额1%左右的罚款；违反备案、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也将面临实质经济处罚与1至3年内限制对外投资资格的制裁。
学者普遍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监管由“窗口指导”为主，走向以法律条文清晰界定红线，并辅以可执行的罚则，更强调整体精细化管理与国家安全嵌入。这类安全导向的精细化管理，有助于回应中国对敏感技术外流的忧虑，但也难以回避一个现实问题：在更高的合规门槛与审批不确定性之下，一部分原本可以通过市场力量优化配置的资本与技术，可能被迫承受效率折损与延迟成本。
将SpaceX与Meta–Manus以及对外投资新规放在一起观察，一个清晰趋势是：美中双方都在对资本与并购渠道“加筑护栏”。前者是美国在敏感企业融资中，预先筛除来自中港的资金，后者则是中国对自身企业和技术“向外走”设定更严的审批与追溯权。结果是，对企业和投资者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市场风险”和“合规风险”，正在与“地缘政治风险”深度叠加，同一宗跨境股权或技术交易，可能同时面对双边监管机关出于安全考量的审视，增加交易不确定性和时间成本。
从法律视角看，SpaceX更偏向在证券发行与出口管制交叠处提前“自我设限”，Meta–Manus与《对外投资的规定》则体现为并购控制与对外投资管理工具的组合运用；但在国家安全话语的统摄之下，这些原本属于不同门类的制度，正被市场参与者整体视作一套“地缘政治合规生态”。
在这种环境下，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决策者若仍只依赖静态制裁名单，或单一司法辖区的审批判断，显然不够。真正需要的是更动态的情报、情景推演与制度设计：在股权结构上，提前考虑敏感股东的进入和退出路径；在募资和并购安排上，为不同政治敏感度的业务建立“分仓”；在数据和技术控制上，则通过协议和技术手段厘清“谁说了算”。
SpaceX禁投、中方叫停Meta–Manus以及新出台的对外投资规定，对那些同时与中美两地技术和资本深度交织的企业而言，已不只是新闻，而是必须纳入董事会讨论的中长期战略变量。这些发展也正在改变公司治理的内涵：对于跨境业务和敏感技术依赖度高的企业，董事会如未对地缘政治与监管情景进行基本的识别、记录与沟通，将来恐怕难以说服投资者与监管者，自己已经尽到应有的审慎义务。
对新加坡这样的中立开放经济体而言，美中博弈带来的，并非单一方向的资本“西去”或“东流”，而是更复杂的重组。一方面，部分中国资本难以直接参与美国敏感科技企业融资，可能转向通过新加坡等地寻找合规结构和替代标的；另一方面，被中国纳入敏感范围的企业和人才，也会更谨慎评估其区域布局与控制权安排。
对本地金融中心来说，挑战在于：在尊重各方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合规资本和真实创新搭建一个尽可能清晰、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而不是让所有参与者都在“看不见全局”的灰色地带中摸索前行。更现实的图景或许是：新加坡首先在“合规与结构设计枢纽”的角色上受益——为跨境资金、家族办公室、风投与私募提供地缘政治和监管的防火墙设计——而非简单取代传统国际金融中心，成为高风险科技资产的主要筹资主场。
美中竞争短期内难言降温，监管不确定性因此更像是一种“新常态”。从SpaceX、Meta–Manus到中国对外投资新规，只是这一大趋势下的最新几块拼图。对企业、投资者与监管者而言，如何在安全考量不断上升的结构性背景下，仍然维护市场的基本可预期性与规则透明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全球创新生态的韧性与活力。
作者陈聪发是本地律所主席兼高级合伙人
陈瑱是律所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