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很多关注，在此我借机讨论一下华南社群的独特个性，及对南洋华人性格塑造的深远影响。
我们当代人很难想象，百多年前先民身无分文涉险过番的艰难生活。潮汕俗语曰?“过番三分生”，另有“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的谚语，都是形容这九死一生的南下之旅。华南先民勇于过番，与闽南、潮汕等地生存环境恶劣有关，再加上时局不靖，也只能铤而走险，为全家人搏一条生路。我们看到的衣锦还乡，只是幸存者偏差，六七成以上的死亡率，让多数满怀希望的过番客，最终沦为荒山野冢或汪洋大海中无人祭奠的孤魂。
像电影中的男主角是为了逃离内战，另有不少则是被贩卖的“猪仔”。他们挤在恶臭的轮船底舱中，漂荡一个多月才来到南洋。彼时的南洋亦非今日之繁华有序；那时并无多少法制与善政，社会不过是人性残酷博弈的黑暗森林。这些命如草芥的先民，多数在锡矿场、种植园做苦力，薪俸微薄；还要时时面对疾疫肆虐、黑帮械斗横行等极为恶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
在此情况下，如何方能存活？就只能靠宗亲网络，以及极致的抱团取暖。同乡、同宗与讲求情义就不再是选项，而是唯一的生存密码，海外华人的团结，在当时是危机状态下的本能选择。所以上岸后，他们总是先找亲属故旧或同乡会馆。他们赚了钱，节衣缩食也要寄回故乡，也是宗亲家族观念强的体现。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的家族可以上溯到遥远的陇西、颍川或江夏；他们也相信，自己的身上背负着上千年家族血脉中的荣辱。
侨批则是“情义信用”担保的产物，在一个宗亲道德约束不强的社会中，让陌生的“水客”或一面之缘的同乡捎钱回家，会极具风险，但在华南宗亲社会中，背信弃义的代价，不但会被逐出宗族祠堂，也会令同宗共同蒙羞，是比死更难受的“社会性死亡”。这种对于宗亲团体的绝对忠诚，也是抗战期间东南亚华侨能够被快速动员的重要精神基础。他们向抗战中的国民政府大量捐款，不惜自我牺牲，正是将华南宗族社会“放大化”的自然结果。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宗族社会传统，就不可能有如此感人的族群自我牺牲。
华南社会的这种精神气质，也是商业成功的隐性基因。重情重义本身就是无价的信用资本。在电影中有一个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叶淑柔在得知这么多年是谢南枝在给她寄钱后，第一反应就是哪怕变卖房产，把家底掏空，也要还这份恩情。在这个明显并非她应该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潮汕人对于商业信用的“无限兜底”价值观，就体现了出来。至少同这样一群重情重义的人做生意，谁都会比较放心。
华南沿海的地域文化，还体现在浓厚的宗教观念上。在《给阿嬷的情书》中，能看到他们热衷于拜妈祖、游神、掷圣杯，这或许会被今日其他一些华人视为迷信。但这种宗教虔诚其实赋予闽潮等区域之人以额外的道德约束力，也强化契约精神。
我们以新马福建帮的坟山组织“青云亭”为例，它曾是本地福建人的总机关。我曾研究过咸丰二年（1852年）的《青云亭许永占立碑》，当时华人从事风险极大、利润也极高的锡矿业。许永占等人在承包前，于青云亭佛案前许愿：发财后就来捐款。在赚钱后，他们也如约筹集巨款“大洋一千六百元”，以供佛前香火。前些年还有报道，有两个潮汕人有商业纠纷，司法调停无效，法官于是让双方在妈祖像前立誓，结果纠纷立即解决。
说到底，这只对有信仰者有效。这种因宗教信仰带来的商业连带负责制，也是犹太教徒、耆那教徒、信奉祆教的帕尔西人特别擅长经商的缘由。像中国的徽商，也是通过宗族祠堂、会馆、同乡会，再加上祖先崇拜、城隍信仰，方才构建商业信用的多重背书。这正是新马华人社会商业发达的文化底色之一，他们的宗教信仰，提供明确的道德约束，也有可执行的“惩戒机制”（一旦违约，会被神灵、祖先与社群惩罚）；因此，即便是在信息不充足、法律不完备的环境中，他们也是相对更受信任的交易对象。
李显龙资政在2019年国庆群众大会中说：“我们的华族先辈有的来自中国广东、潮汕和福建，有的则来自邻近地区如槟城、马六甲和廖内群岛。”新加坡的华人性，正根植于华南文化性，这也是构建未来新加坡自身文化特征的基石。
作者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