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大法官梅达順配合新加坡法院成立200周年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到一个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即所谓的“真相腐蚀”（truth decay）。这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两位研究员在2018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两人是珍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和迈克尔·里奇（Michael D. Rich）。他们在研究报告中称，过去20年来，美国的政治和公共讨论出现 “真相的腐蚀”（或译真相衰败），它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趋势：一、人们对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分析解读的分歧增加；二、观点和事实的界线变得模糊；三、观点的数量及影响比事实影响更大；四、对过去备受信赖的事实信息来源的信任度下降。
出现这四种趋势的原因很多，报告主要从人的认知偏好、信息系统的改变（包括社交媒体的出现）、对媒体认识不足、批判性思维欠缺、政治和人口极化等几方面切入分析。美国的这些社会现象，其实都不难被一般关注时事的人观察到。从2018年到现在又过了八年，这些现象在美国已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也在其他社会出现。大法官梅达順谈到的只是法庭和法官所感受到的，其实在我们的政治和各种公共讨论中，也出现同样的趋势。
引起大法官感触的是很多在社媒上评论法庭判决的人，在发表高论前，其实都没有仔细阅读过法官的判词，也许只是看到新闻标题，就妄加评论，妄下定论。社媒为人们提供这样的平台，长期结果就是真相腐蚀。这就是上述第一点所说的，对客观事实的看法的分歧增加。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对同一事实的认知不同，了解程度不同，或是有成见，或是信仰、政治立场、身份认同有别等等。
有了这第一个原因，人们对同一事实就会有不同的观点（看法），而社媒不仅为人们提供在最短时间内发表观点的方便和放大效应的作用，也增加这方面的冲动。人们往往根据不同立场、理解程度、不同解读等，即时对同一事实发表不同的观点，而不是先冷静地去充分认识和了解有关事实的全部。
这就出现了上述第二点和第三点：观点和事实的界线模糊，观点掩盖事实，观点左右人的思维和行动。当人们在不同观点影响下矛盾逐渐尖锐化之后，传统的事实信息来源便难免受到质疑。这就是上述第四点。总的结果则是社会的撕裂和政治的极化。这在美国尤为突出。两党制形成对立的两大政治阵营，也导致社会因政治身份认同而两极化。
美国总统选举集中体现上述各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寻求连任输给拜登后，便向支持者散播自己的胜利被盗走的假消息，最后导致暴民攻入国会山的流血事件。计票结果（加上美国特有的选举人制度）的事实被其中一个阵营怀疑，传统甚至可称为神圣的选举制度受怀疑，计票结果和选举人表决结果不再是铁一般的事实。各种阴谋论随之而来，人们对选举制度的信赖也受到腐蚀。与此同时，对社会的其他主要制度如主流媒体、法院、国会等的信任度也大大降低。
特朗普最绝的做法，是把所有对自己不利或是他反对和不赞同的事实，一概说成是假消息，把自己的失败都归咎于别人造假或使用非法手段。比如说气候变化是骗局（hoax），因此退出《巴黎协定》；传统主流媒体若出现有关他的负面新闻，立即会被说成是假消息；选举落败后声称选举中出现数百万张非法或造假的选票等等。与此同时，特朗普本身也成为散播最多不确实消息的政治领导人。他采用所谓的“信息淹没战术”（flood the zone)，淹没负面报道，抢占议程，混淆视听，模糊真相。《纽约时报》形容这是一场争夺真相的战争，
去年3月25日，该报中文网刊出的一篇文章说：特朗普上一次入主白宫的四年中，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层出不穷，有一项统计称多达3万零573条，平均每天21次。不过，在那时，助手经常试图淡化或遏制严重虚假言论造成的损害。这一次（指再度入主白宫后），特朗普的小圈子内阁官员和顾问也加入进来，他们放大这些信息，甚至散布自己的信息，共同将虚假信息制度化。
在这样一个虚假消息充斥泛滥的政治和社会生态里，真相必然是要被淹没的。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种巧舌如簧、似是而非、混淆黑白的观点。特朗普把所有他不喜欢的人都清除掉，包括劳工统计局局长。这位只因发布一个就业增长不及预期理想的月度报告，就被套上篡改数据的莫须有罪名炒了鱿鱼。在这样一个政治氛围里，还有谁敢说真话或敢于为真相辩护？
西方学界认为，世界从2016年起已进入到后真相时代（post truth era）。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是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假新闻和社媒操纵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post-truth则荣登这一年的英文年度词汇宝座。
所谓后真相时代，指的是在公共舆论中，情绪、身份认同、立场和个人信念，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已经超过客观事实本身。比如，人们更愿相信“符合自己立场”的信息；即使事实被证伪，观点也未必改变；“感觉是真的”往往比“证据是真的”更有传播力。伴随而来的是民粹主义上升，社会信任危机和身份政治强化等现象。
在后真相时代，很多人都不是活在现实里，而是在各自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中；每天长时间滑手机和大量吸收由社媒平台算法推送的、投己所好的信息和观点，已经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会是非常深远的，包括人们对各种传统权威的信任度减弱，连法院现在也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其次，在各种重大课题上形塑共识难度加大。在没有网络和社媒的时代，一次总理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可以通过电视传达到千家万户，现在已不可能有这样的触及率。该如何应对，对第四代政治领导团队而言，是一大挑战。
从国民的角度看，必须思考的是要如何避免步美国的后尘。因为面对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新加坡的整个生存环境已发生地壳变动式改变，要在新变局中安身立命，须要有更强大的国民凝聚力，而不是极化、撕裂、社会信任度弱化和真相腐蚀。关键是怎样才能抵挡这些分化社会的发展趋势。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