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崩塌，表面看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幕僚的自大和无能造成的，但在这些混乱之下，埋藏着更深层的原因。2028年大选后，如果这些深层的动因挥之不去，今天的混乱将会成为新常态。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种可能性。
毫无疑问，美国是1945年后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重要缔造者。1974年石油美元体系的确立，奠定美元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中枢。此后半个多世纪，全球顶尖人才汇聚美国，共同浇灌出一个锐意进取、高度自由化的商业文明。这样一个曾充满希望与创新的社会，却演变成今日这般模样：社会共识被撕裂，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均等和包容（DEI）语境下的身份政治、“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中的草根狂热，以及“特朗普主义”席卷后的一地鸡毛。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笔者认为，这座现代文明的灯塔之下，三座基石在“九一一”事件后已经渐次倒塌，导致今天的混乱。
首先，是行政权力对三权分立制度的侵蚀。“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总统推动国会通过《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将宪法赋予国会的宣战权让渡给白宫，赋予总统近乎不受限的军事裁量权，可自行决定动武的时机与规模（2025年底该法案已正式废除）。此行政集权，得到以柳约翰（John Yoo，时任美国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副助理部长）为代表的法学精英的理论支持。柳约翰提出“单一行政官理论”（Unitary Executive Theory），从法理上为行政权力扩张提供依据，为后续政府如奥巴马政府在海外发动无人机打击、在国内滥发政令铺平道路。柳约翰最具争议的遗产——酷刑备忘录（Torture Memos），通过对“酷刑”定义的狭义化法律解释，为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极端刑讯手段披上合法外衣。这种“以法律解释规避法律限制”的模式，在后来的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风格中亦能看到。
如果说在克林顿时期，政府还在寻求与国会讨价还价、争取党派间的妥协，从小布什时代开始，白宫已经找到制度上的捷径，能够无视国会中的两党争议，我行我素。三权分立事实上已经被大大削弱。此后，奥巴马（“笔和电话”）、特朗普（“唯一能阻碍我的，是我自己的道德和想法”）都惯于利用类似策略。
其次，是金钱政治对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扭曲。这源自美国最高法院的两次标志性裁决，首先是1976年的巴克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最高法院确立“政治支出即言论”（Money Speech）的法理原则，认为限制竞选花销等同于压制表达自由。更为深远的转折发生在2010年通过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C）。该案将法人的言论自由权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裁定企业和工会可以无限投入资金作为政治支出。这直接催化“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这个专为竞选敛财而生的政治怪物的扩张——由于捐款不再受限，巨额匿名资金（暗钱）涌入选举流程，使“言论自由”实质上沦为财富多寡的竞争，彻底重塑美国大选的权力结构。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关于“金钱对民主政治的解构”的论述，最终在2010年这个裁决中，被固化为美国选举制度的法理基础，使得政治话语权彻底沦为资本的附庸。时任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在针对该案的长达90页的异议书中，发出激昂且深刻的警告。他直言裁决严重低估大企业对民主程序的破坏性——凭借压倒性的资金优势，大企业能够在媒体传播中形成垄断，彻底挤压普通个体的表达空间，使真正的民主辩论走向消亡。
第三，是作为国家基石的自由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崩塌。在个人主义极端化与制度意识形态化的双重夹击下，当代社会运动如DEI和MAGA已滑入反常识的深渊。这些运动与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不再诉诸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而是强调非此即彼的部落化割裂。美国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这些运动的本质，是在寻找一种消失已久的“社群文化”（Communal Culture），是对数十年来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原子化的强烈反击。
然而，对群体归属的追求，不应以彻底否定历史经验与宗教传统为代价。为少数群体发声、维护合理权益，固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责任，但“权利”的界定，必定要植根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传统。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佛教还是儒家传统，在现代文明的坐标系中，都应交汇于一点：对生存权、人身自由与私有财产的绝对尊重。任何诉求都不应建立在牺牲他人正当利益的基础之上；社会共识的达成，应当是在尊重多数人权利与保护少数人权益之间的艰难平衡。
我们必须承认理性的局限性，放弃对“乌托邦式”完美社会的妄念，转而寻找妥协的边界。正如18世纪英国政治理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言：社会并非当下人的私产，而是一场横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宏大合作契约。任何为了满足当下特定群体利益而发动的激进、不计后果的社会变革，都是对这一跨世代契约的背叛。从伯克笔下1789年硝烟弥漫的法国大革命，到1960年代深陷文化大革命狂热的中华大地，历史用惨痛的代价反复昭示：任何妄想在大地之上建立天堂，并为此不惜铲除文明根基的激进尝试，只会落入荒诞的深渊。
美国正深陷一场文明重构的剧烈震荡中。在科技实证主义与多元文化激荡的当下，这场重塑将走向何方，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巨大悬念。布鲁克斯认为，这场重构本质上是思维范式的迁移，文化变革是政治与社会转型的先导。文化包含主观世界的所有要素：“感知、价值、情感、立场、爱与渴望”“是塑造时代精神、伦理尺度与思想氛围的隐形熔炉”。这场变革揭示社会转型中可能遭遇的种种诱惑与歧路——从行政权力的脱缰、金钱对民主的腐蚀，到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对传统的背弃和破坏。它警示我们，真正的康庄大道，并不是对乌托邦式幻梦的盲目崇拜，而是在现代文明的理性框架下，对民族的历史经验、常识与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守护。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