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局一波三折。从新闻看，很多人都低估伊朗政府的韧性。我从心理学角度看，美国在伊朗战争上的吃力，根本原因之一，是低估人类最原始也最强大的驱动力：部落主义。
很多人忘了，在外部压力真正升级之前，伊朗内部其实已经问题重重：长期滞涨、货币严重贬值，甚至讨论要去掉四个零；美元在民间流通广泛；德黑兰街头不戴头巾的女性越来越多；社会张力持续积累，反对神权政府的人也越来越多；罢工、罢市者众；政权并非铁板一块，甚至被美国、以色列情报系统严重渗透。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样一个支离破碎、军事装备受到重大打击、领导层遭受重创的国家，竟然可以如此顽强地对抗世界最强大的美国？
如果没有外部冲突，这种体系很可能在内部压力下逐渐松动，甚至瓦解。这也是美国和以色列选择此时攻击的原因：它们本来信心满满，以为可以造成政权更迭。但历史反复证明，一旦有外敌介入，一切都会反过来。尤其是当冲突中出现类似误伤平民、轰炸学校这样的事件时，原本分裂的社会，会迅速被重新定义为“我们对他们”。一个本来支离破碎的结构，反而会在压力下变得更加团结。这不是政治问题，这是心理学问题。
人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稳定，但对“我们是谁”的执念，是写在基因里的。个体可能例外，但群体几乎从不例外。
我曾有一个很具体的感受。以前我喜欢现场看球赛，有一次在现场，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串问题：我为什么要为这座城市的球队呐喊？为什么它赢了，我会开心？这支球队只是碰巧和我在同一座城市而已。从一个纯粹看比赛的观众角度讲，哪一队打得好，我就欣赏哪一队，不就够了吗？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在逻辑上其实是荒谬的。但它对于大部分球迷又真实得不能再真实。
人类是灵长类动物，而几乎所有灵长类动物，都天然带有强烈的群体边界意识。很多时候，这种边界甚至是人为构建、毫无理性的。
比如卢旺达大屠杀，本质上就是殖民者用极其粗糙的标准，把原本高度相似的人群，硬生生划分成两个民族，最终酿成灾难。
再比如美国南北战争，从历史根源看，奴隶制确实是核心矛盾，但真正把人推上战场的，并不只是制度本身，而是认同：“我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最后，可以引爆一场死亡70多万人的内战。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并不热衷奴隶制，但他选择为南方而战，因为那是他的“归属”。他说，他要为“祖国”而战，要为家乡而战。林肯真正高明的地方，也在于他意识到这一点。在葛底斯堡，他没有试图用复杂的政策说服人，而是把叙事提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统一国家，不应该从地球上消失。本质上，林肯是在用一个更大的“我们”，去覆盖原本对立的“我们”。之后美国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强化“大一统认同”的过程。
反过来看英国。它曾是日不落帝国，如今却收缩回本土。英国这么小的地方，理性上当然是统一最好，资源整合、市场统一、国家安全、国际影响力，怎么看都是统一更划算。问题是，人不是完全按照“划算”活着的。苏格兰为什么还要不断推动独立？因为英国的国家结构，从一开始就是“联合的王国”，而不是一个被彻底内化的统一认同，“我们历史上就是另一个王国，我们本来就不一样”这个叙事，一直存在。只要这个叙事还在，哪怕统一在经济上更有利，分裂的冲动也不会消失。
新加坡也是类似例子。建国总理李光耀知道，一个统一的大马来西亚，从理性上看更强大，市场更大，资源更多，也更容易发展。但当时马来西亚的政治结构，无法真正接受一个华人比率过高的新加坡。
从理性上看，合则两利；从身份上看，你我本不一样。这也是美国在中东、阿富汗反复吃力的原因。不是美国军事不强大，也不是美国没有钱，更不是美国没有制度设计能力。问题在于，美国可以摧毁一个政权，可以训练一支军队，可以搭建一套政府机构，但它很难在短时间内重塑一个民族心里的“我们”。
阿富汗最后又变回塔利班，不是因为美军不会打仗，而是因为美国建立的那套国家叙事，没有真正在当地人的心里生长。美国很多军事接管的失败案例，逻辑都差不多：一开始靠军事优势摧毁旧秩序，看起来摧枯拉朽；接下来试图建立新秩序，成本越来越高；最后发现真正难的不是打赢战争，而是让当地人相信“我们是谁”。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美国最终只能撒手不管。
最后，你会发现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很多我们以为是“理性选择”的立场，其实只是“我属于哪一边”的延伸。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作者是国际科技顾问、时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