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礼上，忘了是谁问我：“你是郭教授的学生吗？”
我说：“我没有在课堂里上过他的课。”
对方点点头。
但是，我是郭教授的学生吗？
我小时候是郭教授的——用现在的话说，叫作小粉丝。1980年代我还在念中学的时候，电视上很受欢迎的节目是校际辩论会、大专辩论会。当时我自己觉得，辩论会除了自由辩论的环节之外，最好看的是评委代表点评。郭振羽教授在那个四四方方的电视框里，总是温文儒雅，咬字清楚、条理分明，我那时是个中学生，不知道社会学系念什么，但是在那个年代，社会学系的老师竟然能够把华语讲得那么好听，在别人唇枪舌剑之际，他那么冷静地分析辩题和正反双方表现，让我对社会学者留下很好的印象。
除了辩论会，郭教授的照片也会在报上出现，他会对社会课题发表意见，在政府成立的一些委员会担任主席，在委员会发表报告时进行说明。
这些现在看起来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1980年代、199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的气氛跟现在大不相同。经过建国之初的政治斗争，社会的气氛早已恢复平静。在我年少的印象中，大学的学者多数都只留在大学里，不问世事。中文系的学者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华语更多锁定在谈传统文化的传承课题。对能够用华语的本地知识分子而言，讨论现世，似乎都是得要谨言慎行的事。
也因为这样，原本在使用英语教学与研究的郭教授出圈了。我猜想，开始的时候，新加坡多元语言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社会学者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他在1980、1990年代是个“新移民”，实际上常常也还是被本地华人文化圈看作是“那位来自台湾的学者”。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对本地社会的参与逐渐深入。在讲华语社群的沉默中，他或许不知不觉，或许有知有觉地成为华语公共知识分子场域的开拓者之一。他会站出来评论一些课题，例如被看作政治敏感的“华文文化精英与沙文主义”、讲华语运动，主持新闻及艺术部成立的电视与广播节目咨询委员会。
我渐渐认识到，郭教授向我这样的年轻人展示的是另一种可能性。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用很激进的语言和方式与人辩论，他在表达立场时，总是维持风度。郭教授也不刻意回避与体制接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接受体制的邀请主持好些公共委员会。在这些过程中，他用学理来引导讨论，既体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也始终维护自己的独立性。
2003年，他担任主席的电视与广播节目咨询委员会向政府提交报告。记者引述他的话：“方言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少听不懂华语的老年人对方言有需求，有亲切感。
“在不影响推广华语运动的情况下，可逐步增加方言节目，例如一些好的电影，让我们的电视节目更多姿多彩。”
熟悉新加坡语言环境塑造过程的人会知道，在很长的时间里，放宽方言的课题在新加坡几乎是个禁区。他却依照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提出建议。
华族知识分子的讨论要超越语言限制
1990年代中后期，我和一群朋友成立圆切线，这是一个主张用华语来讨论国家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我们主办论坛，出版刊物，从开始的时候用华语，到后来用中英双语。这在当时是一个招惹各种目光的组织。郭振羽教授和郭宝崑先生，以及郭建文教授，当时都会来支持我们这群年轻人的活动。
我记得圆切线刚成立的时候，几位成员接受早报访问时，都拒绝被看作是“华校生”。圆切线不愿意被局限在新加坡的华人社群中，在原来的框框里只关注五千年的文化与传统。有一次我们在李元瑾老师家聚会，郭教授和郭宝崑先生温柔提醒年轻人，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起来的。
与此同时，郭教授又一再提醒我们扩大语言圈子。在圆切线成立的研讨会上，他对我们讨论的国家议题表示认可，认为新一代的华人知识分子“已经走出了华校生悲情的意识”，并且说：“华族的文化精英，或知识分子的讨论，一定要超越语言的限制。”
他关心《海峡时报》的记者在不在场，是否了解我们在谈什么。郭教授自己一直都在跨越语言，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桥梁的角色，是不是被我们的社会感觉需要。
3月20日下午，我依照（郭振羽夫人）罗阿姨的叮嘱，下午四五点才到医院。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参加郭教授主持的会议、论坛，与其他人跟他一起吃饭，却没有跟郭教授单独深谈。
最后一次见面，罗阿姨让我单独跟郭教授谈话。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但是记忆力好得让我吃惊。他说，传承还是很重要的，除了表扬我们所做的，也表示很高兴南大传播学院重视传承，称赞（南大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邱林川教授一番。
接着，他提起《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即将退休，准备接班的洪奕婷是南大传播学院毕业的学生。《联合早报》作为新加坡华文文化的重要旗帜，也一直是郭教授关心的对象，这个时候，知道他带领创办的传播学院，为早报培养新一任的总编辑，他心里应该是无限欣慰。
我去探视之前，琢磨应该跟他聊什么好，总觉得须要准备一下。我在病房里跟他报告今年5月份《联合早报》将主办四个城市对谈的论坛，邀请吉隆坡、台北、上海和新加坡的主讲嘉宾一起谈城市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谈城市与人。
这也是我们的继承。1998年早报庆祝75周年报庆时，主办过一场跨世纪文化对话，邀请主讲的嘉宾包括杜维明教授、余秋雨教授、高希均教授，以及陈瑞献先生。那是我加入报馆后参加的第一个报庆，印象很深刻的还包括文化对话的主席，也就是郭振羽教授。最近，我又去挖出当时的报道，看他所做的结论：
“……我们这两天做这样大规模的对话会，从这么远的地方请来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意义在哪里？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一种交流，把新加坡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分子，和各地中华文化精英、文化资源更紧密连到一起。新加坡本身文化的土壤比较贫乏，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政治的原因，在这种贫乏的环境内，我们要怎样来保留文化的根和文化的资源，目前可以做到的，是从外面吸取更多的资源、养分；请这几位到来，正是在做这样的一份工作。这么多年来，我的感触也很多，对于一整代华文教育的人所做的努力，我觉得非常感动。在几十年的期待之中，等待之下，最近五年十年之中，这个课题又重新开始了。而且30岁以下有一批未来华文文化精英也已出现了。我觉得中间虽然有些断层，但这么多年的努力，一线生机仍在。保留这分生机、养分，内在也好，外在也好，总是还有可以努力的地方。我很相信，这些少数的文化精英，可以发生的作用越来越多。更广义来讲，今天有千多个人来听演讲，都是所谓的公共智识分子，对广义文化课题感到有兴趣、焦虑感和责任感。只要每个人从两天的讨论里都得到了一些感受、感召，都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涵，我想，每个人都是种子，从1200人可以扩散得更大。整体来讲，环境是有限度的，但是，前景不需要悲观。”
说这些话的人，必然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切的关怀。那年我27岁，我想我是记住他的话的。就在他去世前最后的几天，我跟他说，现在外部趋势改变后，看起来新加坡更多强调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而避开对中华文化圈的参与，这很可惜。把新加坡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一分子，与多元种族和文化并不抵触。我还是希望做些努力，一方面让新加坡不要从中华文化圈里掉队；与此同时，仍要继续与其他语言社群沟通，促进彼此的了解。这对新加坡才是最好的。
郭教授听了，艰难地挤出一句话：“很多事情做出来才有的，不是本来就有的。”
我离开医院时，拿出手机把这句话记录下来，开车的时候细细咀嚼。
我没有在课堂里当过郭教授的学生，但是回想起来，这些年他从四四方方的电视机里走出来，到我工作的场合，到各种文化活动和会议中，到最后一次见面，他一直都是一位老师。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本文是星期三（4月15日）晚上在南大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主办的郭振羽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