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国际舆论出现类似“学习新加坡”的声音，例如英国国会上议院金融监管委员会去年认为，应该汲取新加坡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教训以及亲商政策，加强英国的经济竞争力。来自老牌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的这把声音，显得意义非凡。对英国知识界来说，建立“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是脱欧后一直存在的愿景。剑桥大学出版社今年初的一篇论文认为，新加坡的人工智能（AI）治理框架展现各种政策手段，影响AI的发展轨迹，被确认为“AI准备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法国、德国的知识圈这几年同样出现学习新加坡国家执行力和招商引资等讨论。
一年前的新加坡大选后，一些台湾媒体关注本地监管外国势力介入选举的做法，舆论多认为值得借鉴。此外，在反毒和反恐方面，东南亚不少舆论长期视新加坡为有效的参照，包括具有高度威慑力的毒品执法确定性，以及去除极端主义的软性手法。尤其在反恐方面，一些先进国家和联合国等，都曾在安全政策报告中推荐新加坡软硬兼施的治理模式。至于中国，学习新加坡更是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一两代人之间，彼此逐渐成为相互借鉴的伙伴。
相比起20多年前，卢旺达的卡加梅总统开始把学习新加坡的小国成功模式作为长期国策，“学习新加坡”的声音近年确实更多，特别在种族、宗教问题日益严峻，以及政府效率长期低落的欧洲国家，“新加坡”的形象从过往的另类（专制、不民主、新闻控制、人民不自由）开始变得有点不简单，有值得参考之处，是个不错的工具箱概念。
何止欧洲人，在亚洲以民主自由自豪的韩国人和台湾人，也逐渐摘下有色眼镜看待新加坡。
这种转变无疑是好事，但有几点我们须要分清楚。第一是对新加坡的肯定总是片面、局部的，一些政策、措施或治理思维，人们觉得有参考或学习价值，但其他方面或整体上，不见得肯定，甚至仍维持终极原判：威权国家。
这大概无可厚非。民主自由是二战后的国际潮流，特别是在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之后。新加坡政体长期被外界归为有限民主，国际上特别是民主国家领袖，不会高调把“学习新加坡”放在嘴上。俗话说见贤思齐，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在民主自由方面还不够到位，不足为外人道也。
其实，国家之间在政策或制度上相互学习模仿，自古皆然，无论友好国家还是敌对国家之间，相互借鉴可以确保进步，越是敌对越要学习对方长项，以确保自己不因落后而被击败。百多年前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初衷正是如此。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也都曾大声说出向日本学习，而且几乎是全方位的学习。
第二，作为城市岛国，很多做得成功的政策，确实属于独家配方，别人抄也抄不来，特别是本土特征浓厚的政策如关于组屋（特点太多）、公积金、拥车证、种族和谐等等。国务资政李显龙最近在《新加坡经济评论》期刊发表文章《公共政策中的微观经济学：一位实践者的视角》（《联合早报》4月7日至9日连载），很能说明新加坡在公共治理方面的思维逻辑与细致之处，值得一读。
很多国内政策都从本地社会需要与可能性出发，去寻求治理之道，政策背后有深刻的思想基础，但未必是流行的意识形态或显学。应该说，很多源自西方的思想理论，即便具有普世意义，也未必适合一个多元复杂的今日城邦的具体处境，更遑论很多课题是新时代或须要适应斯土斯民的。
《一位实践者的视角》总结的经验法则，其实同样具有普遍性，但在施行上，我们能做成功或普遍被人民接受，未必能复制到其他社会。因此，认为新加坡经验大多不能复制是因为涉及威权、强制等等，其实是一知半解，这篇文章或许有助于说明一部分原理。
世界潮流固然浩浩荡荡，但是水土不服的现象举目皆是，溺死的弄潮儿更是所在多有。新加坡诞生于触目惊心的动荡世界，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随波逐流。解决自己的问题，若是总看着远方寻找答案，可能要陷入父子骑驴的悲剧。
这样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沾沾自喜，自行其是。在饮用水都得来不易的国土上，没什么是可以掉以轻心或不用心守护的。没有自大的习气，不被赞美捧杀，这或许是小红点的幸运。我们没做好或没办法做好的地方其实更多，例如，比起一些大国的登月计划、宇宙开发等战略发展，新加坡的治理听起来都像小儿科；股市长期以来生气不足，配不上国际金融中心雅号，这都是缺陷。但站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只要贴近地气的都做得好，政府官员不敢怠忽职守，便是民之所欲，也是有效治理的基础。在这之上，讨论如何融入更符合人性与常识的民主自由国际思潮，才能理直气壮。
这世界像个很一般的学校，多数学生都不优秀，少数几个学霸是全校焦点。新加坡像个安静坐在角落的孩子，没人注意却会自觉把作业做好，用心复习每天学到的功课。日复一日之后，被发现总是名列前茅，于是开始有人走过来借笔记、问问题。在没有毕业典礼的世界大学堂，只有继续把作业写好、做对，朋友才会越来越多。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