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导致航空交通出现前所未有的停顿时，建国总理李光耀并未将其视为挫折，而是看作一个战略机遇。政府的一项研究证实了他的判断：在樟宜建设机场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在1981年投入使用。据此，他为新加坡机场从巴耶利峇迁至樟宜的计划开了绿灯。”
3月29日赶在最后一天到樟宜机场参观“酝酿中的T5”（T5 in the Making）展览，想了解雄心壮志的第五搭客大厦（航站楼）的具体构想时，一进场就被看板上的这段文字深深吸引并触动——我们目前不也正面对一场重大的石油危机吗？航空交通不也正受到重大的干扰吗？
这个看板摆在第一个展区“从巴耶利峇迁至樟宜”靠前的部分，很显眼，但只用了一段简单的文字概述决定搬迁机场的复杂过程。在樟宜兴建新机场可是个重大决定，当年其实是经过漫长的论证甚至辩论的。最初的想法只是扩建巴耶利峇机场，这可以从它之前的看板多少看出：“如果不扩建，客流量就会流向别处。”那也是李光耀在1971年说的，当时他认为巴耶利峇机场非扩建不可，但那之后，政府就开始研究将机场迁到“海阔天空”的樟宜了。
1973年的石油危机来得突然，打断了节奏 ，蒙上了阴影，但高瞻远瞩的李光耀没有因此犹豫，而是重新审视，将危机当作机遇，促使政府做出将机场迁往樟宜的更大胆决定。
“1975年，他批准将国际机场迁往樟宜。”第三个看板用一句话交代这个重要历史时刻。
接下来的事已是众所周知、载入史册：樟宜机场自1981年开始营运以来，新加坡的航空事业乘着全球化以及亚洲经济普遍起飞的翅膀，一日千里，飞黄腾达，而“樟宜”也迅速崛起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一个蜚声国际的机场品牌，在全球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傲视群论。如今，在一个接一个建立四个搭客大厦之后，政府又放眼长远的未来，为满足预期会大幅剧增的需求而决定兴建第五搭客大厦，搭客容量比前面四个的总和还大，加上新建的第三跑道，那简直就是在打造一个全新的机场了！
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航空交通大幅度停顿，我们不但不跟着其他国家退缩，反而将之视为战略机遇，做出进军樟宜的大胆决定。2026年再次爆发由伊朗战争引起的重大石油危机，是否会导致持续的通胀甚至滞胀，引发广泛经济衰退，以致严重冲击全球航空业，这一切都还无法确定，形势很不明朗。何况全世界还面临国际秩序被颠覆，丛林法则死灰复燃，全球化遭遇逆转，保护主义抬头……情况似乎比1973年复杂艰险得多，但我们一心一意朝着T5大步迈进的势头似乎没有丝毫动摇。
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吗？
从1973年的樟宜到2026年的T5，其实是一种一以贯之的生存逻辑的延伸。
外部越动荡越要向外生长
作为一个缺乏资源、毫无腹地的蕞尔小国，我们自建国以来便将“放眼未来、从长计议”内化为一种生存本能，它已经溶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的基因，并且通过60年的实践，沉淀为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定力。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外部越动荡，我们越要向外生长、连接世界，扩大网络，寻求机会，在动荡中建立能力，积蓄能量，既保障生存，也寻求发展与突破。
T5就是一个连接世界的好例子。它在2030年代中期建成后，将使樟宜成为一个能与一些世界最大机场比美的巨无霸机场，连接的城市增加到200个，每年可接待的搭客增加到1亿4000万人次，为2050年代初预计将高达223亿人次（根据展览看板）的全球搭客量做好准备，分一杯优质的羹。正如建国总理当年说的，若不扩建，客流量就会流向别处，这不但会影响航空业的成长，也会带来其他连锁反应，连累整体经济。今天，单是航空业本身就贡献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提供6万个就业机会。
目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前景的确不明朗，乌云密布，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重大国际政经危机——除了1973年至74年、1979年至80年、1990年至91年的几次石油危机之外，1997年至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泡沫爆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至23年的冠病疫情，都对我们造成或大或小的打击，但除了沉着应对，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转型之外，我们一直没有停下朝着长远目标前进的脚步。
T5只是其中一个为长期发展做好布局的例子，雄心勃勃的大士海港是另一个连接世界的巨无霸项目，要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化港口。它目前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建，一面建一面局部开始营运，2040年代全部落成时，将拥有四个码头、 66个泊位，总长度26公里，每年可处理多达6500万个标准箱。
樟宜机场和大士海港双剑合璧，共同撑起新加坡作为国际空运和海运枢纽的强大地位，将新加坡的命运更深地嵌入全球利益网络中，除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外，其实也提供重要的安全和生存保障。
由于土地匮乏，这两个重要的基础设施都是靠大规模填海造地建起来的，另一个更庞大更长远的填海造岛工程最近也已提上日程，进入准备阶段。这是时任总理李显龙在2019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的“百年千亿”防洪大计的一部分——未来100年政府预计将投入至少1000亿元，大规模建设圩田、填海造岛，保护海岸线，对抗气候变化引发的海水上升威胁，确保子孙后代免于灭顶之灾。
在这个计划下，政府将在东海岸公园外打造一个总长约18公里，面积约800公顷的“长岛”（Long Island），除了更好地维护海岸线、保护居民安全外，还开拓大量土地资源，在突破局限、保障生存之余，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
发展核能和航天
这几个庞大的项目应该已经够我们忙了吧？但政府似乎不这么想，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官方也在为可能采用核能做全面的准备，而且宣布要进军航天事业。
先是国家环境局宣布今年将展开三项核安全相关研究，以探讨现有的国际核安全标准，及评估若新加坡或区域国家设置核电设施，可能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的影响。
这显示新加坡已经在加快脚步探讨发展核能，最新一轮的石油／天然气危机，无疑加剧能源供应安全的迫切性。水供关乎我们的生命，电供则关乎我们的生活和经济，两者断供都威胁新加坡的生存。现在我们的水供已经基本能自给自足（包括靠电力解决），但电供则没有，几乎全靠源源不绝的进口天然气发电，万一缺供或断供怎么办？这个问题若不根本解决，将永远是我们的软肋。核能是一种高效、可靠、具成本竞争力的选项，除了能长远保障电供安全之外，也是一种清洁能源，有助我们达到减碳环保的目标。只要对核能本身的安全有足够的保障，就应该尽快上马。
紧接着，政府宣布在4月1日设立新加坡航天局，进一步巩固和推动国家航天能力。这个宣布突如其来，但并非一时兴起。新加坡的航天生态系统近年来不断发展，目前已有70家航天公司和2000名专业人员，从事从设计和制造航天部件，到提供卫星服务等广泛业务。
航天局的成立是一项基于国家安全、经济转型与未来竞争格局的深度战略选择，一来能通过卫星通信、遥感与情报监测能力，提升国家安全与战略纵深，二来协助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培育新增长点、带动附属产业，在这一高速扩张的产业中（2035年全球太空的经济规模预计将达到1.8万亿美元（约2.3万亿新元））占据一个适当而关键的位置。
机场、海港、长岛、核能和航天都是大型发展项目，不但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熟练高效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更重要的是政治的稳定、体制的优势和人民的团结，缺一不可。这些项目不要说全部一起上马，即使个别进行也已是个不小的担当。
单就财力而言，假如不是历年累积的盈余造就殷实的国库，政府就不可能在不向外借贷之下，有足够的底气同时承担这些庞大的、不会有短期回报的长期发展开销。吊诡的是，政府因为连续两年出现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大额预算盈余，而被反对党讥讽为“在囤积财政盈余”，语音落下不久，石油危机就爆发了！
政治稳定是政府底气的另一大支撑，而多元和谐的社会和人民的团结，则是促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没有这种强有力的支撑，要进行这些跨越数十年的长期规划和建设，谈何容易！
黄循财总理在2月发表2026年财政预算案声明时就指出，新加坡多次在逆境中突围，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国人团结一致。
那天在机场参观了“酝酿中的T5”展览后，也赶在最后一分钟到国家美术馆参观由建国先贤纪念园主办的“不仅是旁观者：共创多元文化新加坡”（Not Mere Spectators: The Makings of Multicultural Singapore）特展，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不禁在心中将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展览联系起来。T5基本上是个前瞻性的展览，将观众引向美好的未来，但也不忘历史，交代从巴耶利峇到樟宜的来时路，而“不仅是旁观者”虽然是回顾性的，但也明确昭示建设多元和谐社会、培养国民团结意识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未竟进程。
巧的是，那个回顾性展览的开头也提到建国总理——展览的名称就是受他启发的。1959年12月9日，他在名为“人民综艺节目”（Aneka Ragam Ra’ayat）的文娱表演上向数千名群众说，群众“不仅是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大家共同建设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国家。
多元社会的建立，让每个人不分种族、语言、文化，都能拥有一份参与感。由此形成共同身份，逐步培养起国民意识，我们这个新生国家才能生存发展。这就是“不仅是旁观者”这个展览的寓意。
我们今天的一切成就，皆建基于一个多元和谐的社会——这便是串联起两个展览的那条隐线。
赓续遗志，一脉相承，在先贤奠定的强大立国根基之上，继往开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安全、更有永续发展潜能的新加坡，是这一代推卸不了的责任。
当然，从不缺席的怀疑论者又要泼冷水了：这样就能保障长治久安吗？如果有一天战火烧到东南亚，马六甲海峡被封锁，新加坡不就完了吗？
这类可能性，相信早已在怕输的新加坡政府的情景规划中了，但我们能因为最坏的情况可能发生而放弃对未来的一切准备吗？
这让我想起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乙康去年10月在“亚洲前瞻峰会”上被问及“若台海爆发战事，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时的机智回应：这对全世界都不妙，但也不该老想着，为此提心吊胆，什么事都做不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