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各国，一直通过西方市场出口石油并循环利用石油美元，同时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这一安排常被描述为战略联盟。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有偿保护”体系，海合会通过军火合同、驻军权以及地缘政治结盟，实质上购买了安全保障。
美以与伊朗的战争暴露了这一模式固有的脆弱性，并使整个威慑架构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尽管美国在该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力量，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对海合会各国发动密集打击的能力，已显示美国无法保障自身设施的安全，更遑论海湾国家的安全。即便美国在全球投射力量，其军事基地和人员已然成为易受攻击的资产。
造成这种不对称局面的原因显而易见：导弹和无人机战争，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冲突的成本结构。尤其是低成本无人机，使伊朗能够对空军基地、港口和石油设施等极其昂贵的资产，构成切实威胁。如今，破坏行动的边际成本，远低于防御的边际成本。
这种转变侵蚀了海合会与美国长期安全契约背后的经济逻辑。海合会国家将公共支出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向美国购买先进武器系统。但伊朗战争显示，仅凭技术优势无法保证安全。一架价值3万美元（约3万8475新元）的无人机，就能瘫痪由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所保护的基础设施。在实际安全方面，巨额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正在递减。
更重要的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化，意味着一方每次采购新武器，都会被另一方视为挑衅，从而加剧它们原本试图应对的威胁。海湾地区的军备竞赛堪称全球最昂贵的军备竞赛之一，虽为外部供应商带来巨额利润，却未能为本地区带来稳定。
经济相互依存可降低冲突概率
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通过提高战争的机会成本来降低冲突概率：经济相互依存。当各国通过贸易、基础设施和金融网络深度融合时，对抗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将大到无法忽视。合作带来的互利，开始超过胁迫所带来的所谓好处。
对于海合会和伊朗而言，这种融合的潜力巨大。尽管短期内这似乎不切实际，但从长远来看，经济一体化终究是减少冲突最可行的途径。伊朗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雄厚的工业产能和丰富的能源资源。与此同时，海合会成员国的经济体，则拥有金融资本、物流基础设施和全球贸易联通性。双方不必长期处于猜忌之中，而是可以成为一个涵盖能源、运输和金融领域的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柱。
可能的合作形式包括电力网互联、跨海湾航运走廊、协调统一的能源市场，以及连接阿拉伯半岛、伊朗和中亚的联合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合作形式虽无法消除政治分歧，但将改变区域行为体的激励机制。
攻击贸易伙伴的基础设施，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因为这意味着破坏自身的供应链、投资回报和能源流动。这正是二战后支撑欧洲重建和长期稳定的逻辑：经济相互依存，将昔日的对手转变为相互依存的伙伴。
相比之下，当前的海湾安全架构将保护任务外包给一个遥远的大国，而该国的战略优先事项并不总是与海合会国家一致。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一安排的局限性。即便是最强大的外部军事力量，也无法完全保护地理位置暴露的伙伴免受现代战争的现实冲击。
此外，依赖外部保护可能产生经济学家所称的“道德风险”。当各国政府相信强大的盟友终将保障其安全时，它们与地区对手进行外交谈判的动力便会减弱——这种动态非但无法缓解或解决冲突，反而会助长冲突。
海合会面临战略抉择。它既可以继续依赖外部军事保障，却使它在结构上始终处于脆弱状态，也可以寻求向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安全模式转型。当然，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放弃国防能力或战略伙伴关系。相反，它意味着认识到持久的和平无法“进口”，而必须通过共同的经济利益在本地创造出来。
“2026年伊朗战争”或许将成为一个转折点，揭示数十年来定义海湾地缘政治的“有偿保护”体系的局限性。再多的外国武器，也无法替代建立在合作、相互依存和理性经济激励基础上的稳定地区秩序。从国外购买的安全，永远是附带条件的、不完整的。然而，通过经济一体化建立的安全，则有可能实现自我维持。
作者Jamal Ibrahim Haidar是黎巴嫩美国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Adeel Malik是牛津大学发展经济学副教授，同时担任穆斯林社会经济领域的“环球学者”
英文原题：Reimagining Gul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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