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于3月14日去世，享年96岁。他的离世，象征着战后欧洲思想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半个多世纪以来，哈贝马斯非仅活跃于哲学界，也是罕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典范。他一生都想要证明现代社会仍可依靠理性沟通来解决分歧，并通过公共讨论建立政治合法性，但在今天这个民族主义回潮、国际秩序动荡的时代，哈贝马斯所坚持的“理性普世主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正值欧洲政治极端化与民族主义膨胀的年代，纳粹主义也在动荡中崛起。与同时代的德国少年一样，他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随着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与全社会的深刻反思，使他能够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直面本民族的暴行，巨大的道德震撼让他意识到，德国社会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从那时起，反思纳粹历史成为哈贝马斯思想的重要起点。他一直强调，德国人的政治身份须建立在对纳粹罪行的承认之上，这也导致他在年轻时就对另一位哲学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未对纳粹作彻底清算，提出强烈批评。
哈贝马斯始终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更在于参与公共讨论。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奠定哈贝马斯的学术地位。他在书中追溯欧洲公共讨论空间的历史，并指出，在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机构”间的“公共领域”中，公民可以并且应该通过理性讨论形成公共意见。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很重要，因为这可以限定国家权力与社会间的边界，防止国家或资本力量侵蚀社会空间。但现实中，随着若干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以及全世界大众传媒对舆论的操纵，传统公共领域正迅速崩塌。但哈贝马斯的思想仍发展为更系统的“交往（又译沟通）行为理论”，它同样强调，社会秩序不应仅仅依靠权力，而应建立在通过对话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非仅依靠制度设计，更须有公民通过理性讨论来解决复杂的社会分歧。2011年大选后，新加坡执政党推行的全民对话，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对此观点的回应。
晚年的哈贝马斯仍密切关注欧洲政治的发展。出自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他始终对民族国家保持警惕，因此设想通过欧洲一体化来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他甚至设想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公民社会”，欧盟正是这种理念的现实雏形。在他看来，全球化已削弱民族国家的控制能力，因此需要更新的政治结构来协调经济和社会关系。这种立场，使他成为欧洲一体化最坚定的思想支持者之一，也被称为“最后的欧洲人”。
哈贝马斯力主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主义立场，2001年他在中国巡回演讲时就毫不迟疑地指出：儒家传统对现代化有阻碍作用。在1990年代“亚洲价值观”讨论中，他也批评这种观点试图将法律制度中的个人权利与社会经济现代化分离开来。他认为，人权与民主具普世性，不会因民族性与区域性而改变特征。“亚洲价值观”更强调社会秩序与国家发展的优先性；哈贝马斯则强调民主、人权的普遍原则。他直言在亚洲国家中，政府往往权力过大，会为维稳而压制民权，他也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压倒一切优先性”的论点。
如果说冷战后的30年是全球化与普世主义扩张的黄金期，今天的世界似乎正重回多元价值并存的格局。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国际秩序的动荡以及民族主义的回潮，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政治理念再次成为重要议题。从这个角度看，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普世主义传统，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
尽管现实政治的发展未必符合哈贝马斯的理想，但他仍留下重要遗产，不是某种具体制度方案，而是一种政治伦理：公共问题应当通过理性的讨论来解决，而非通过权力强加。在过去几十年里，哈贝马斯不断提醒社会，民主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程序，更是一种公共文化。在今天这个充满分裂的时代，这种理性传统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可贵。哈贝马斯强调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必须勇敢地直面恶意，这也许正是这位伟大哲学家一生的写照。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