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3月14日去世，享年96岁的他一生参与无数论战，对于形塑德国以至现代欧洲，影响深远。去年6月，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他生日致赞词指出：“您的工作使我们的联邦共和国在过去70多年中变得更加开明、国际化、欧洲化与民主化。”哈贝马斯通过社会学、哲学思考积极介入现实政治，推动欧洲走出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但到了晚年，他倡导的欧洲宪政主义却步履维艰。
身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社会学、哲学双栖的哈贝马斯在文字领域雄辩滔滔，登台演讲万人空巷，但由于先天唇颚裂，说话鼻音严重，使有缘亲炙大师风采，又通谙德语者，也只能听懂几成。哈贝马斯对于语言效用的边界尤为注意，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和“论述（话语）伦理学”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平等、开放和理性沟通准则，奠定理论基础。
哈贝马斯奉献毕生的“沟通理性”公民社会建构，在晚年却遇上民族国家的回归、社交媒体盛行的剧变，他积极改变的世界，又回到原本的模样。德国《时代周报》说他代表“老联邦德国的精神面貌”，他也是启蒙传统的继承人，相信公共理性，以哲学、文学、社会学理论等出版品为中心，塑造社会的精神生活与公共辩论。
年轻时的哈贝马斯希望成为记者，虽未如愿，但与媒体也结下不解之缘，毕生论战都与媒体紧密合作。他参与“历史学家论战”、发动“核心欧洲”呼喊的文章多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晚年针对乌克兰战争的文章则发表在《南德意志报》。
1986年至1987年的“历史学家论战”是他论战人生关键的一役，左、右派前后有70多名历史学家参战。哈贝马斯等左翼知识分子与代表右翼保守、淡化纳粹罪行的诺尔特（Ernst Nolte）、希尔格鲁贝尔（Andreas Hillgruber）等“四人帮”唇枪舌剑，思想界一时风起云涌，围观者众。
这场笔战源于1980年代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浪潮。1982年，保守派的联盟党重新执政，新总理科尔开展重建德国民族认同的政治工程，将纳粹德国的罪行相对淡化，为德意志民族主义叫魂，在1985年与美国总统里根一同向葬有44名纳粹党卫军的比特堡军人墓园献花，要“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里赢得未来”。
德国走向西方的长路
哈贝马斯强烈批判这种通过历史重建民族认同的取态，他认为德国200年的现代化“独特道路”是歧途，必须拥抱西方的启蒙民主传统，而社会认同则应通过“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础，公民效忠的对象是宪法，而非虚幻的民族神话。
在近年极右崛起之前，哈贝马斯的观点已是德国共识，在两德统一后更加速这个“西方化”过程，告别“德国独特道路”，也就是当代历史学家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所说的“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
呼唤核心欧洲
2003年3月20日，美国绕过联合国单边发动伊拉克战争，开战前的2月15日欧洲爆发空前反战示威。哈贝马斯把上千万欧洲人走上街头反战的那一天，视为“欧洲公共领域诞生”的标志性时刻，并与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共同发表一份宣言，呼吁建立一个“核心欧洲”。
他们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军事霸权正在破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法秩序，欧盟不能仅仅停留在追求一个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的共同市场，必须在政治上真正统一起来。他们提议由法国和德国扮演火车头，带动愿意深化一体化的国家共同制定统一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核心欧洲”的概念有别于当时的英国与欧盟东扩里预备吸纳的诸国，强调的是欧洲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以来的社会民主传统，并通过这些传统，推动一个新的欧洲认同。他们认为，欧洲历史上曾历经宗教战争与民族冲突，因此在当代政治文化中，应更加重视世俗主义与社会福利制度，信仰多边主义与和平解决争端。
哈贝马斯设想的“核心欧洲”以法德为轴心，加上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也就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个创始成员国），以此为核心，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形成更独立的欧洲声音，发展一股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制衡力量，加速欧洲变成一个超越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新“国家”，一个新的“欧洲认同”。他寄望欧洲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为人类提供一个有别于美国资本主义与武力霸权的替代方案。
欧洲必须独自前行
俄乌战争给晚年的哈贝马斯带来思想上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一方面明确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支持乌克兰自卫权，但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迅速蔓延的“好战反射”深感不安。在他看来，西方阵营在提供致命武器的同时，缺乏对自身政治目标的深刻反思，盲目地将战争决策权交给乌克兰，极可能让欧洲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与核武大国直接冲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
哈贝马斯可说是最后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传统，知识分子要与权力保持距离，一旦从政就不被视为知识分子。在学术分工细碎的今天，人文学者已难以获得指引现实的影响力，遑论哈贝马斯般无远弗届。
作为公知时代的风云人物，哈贝马斯在生前已目睹他理想中的欧洲以及公共理性空间逐渐崩塌。2025年11月，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在《南德意志报》发表题为《从这里开始我们必须独自前行》的长文，这几乎是他对欧洲的政治遗言。他悲观地指出，美国在总统特朗普等右翼民粹势力的影响下，正逐渐背离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共同体已经分崩离析，如今只剩下欧洲在苦苦支撑。
为了应对世界剧变，欧洲甚至正重新退回到哈贝马斯毕生致力消除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军事化思维。他一生致力维护的公共领域中的“沟通理性”，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消失”。
哈贝马斯的辞世，代表一个哲学思辨时代的落幕。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欧洲同。他心目中基于纯粹理性与跨国团结的“后民族”乌托邦终究未能实现，但在一个日益撕裂、重陷强权博弈与身份政治的世界里，他对“宪政爱国主义”和公共领域沟通的坚持，依然是警醒人类文明倒退的灯塔。
哈贝马斯走完他的生命旅程，欧洲的独行路才刚刚开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在生前都未能看见理想社会的到来，或许还怀着对现实深深的失望而去，知音难觅。从这个角度看，哈贝马斯又是幸运的，他在生前就引领时代风潮，或许在很多年后，这位“好辩者”的思想，仍能为痛苦的人类带来指引前行的动力。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