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末就杀青的电影《澎湖海战》，原有消息称拟在今年春节档上映，结果似乎又紧急撤档。这部以康熙年间降清明将施琅统一台湾之战为背景的主旋律电影，遇到巨大的历史诠释难题，也激起民间不小的负面舆论。说到底，这部电影的争议点还是在于对明郑政权的定性：郑成功治下的台湾到底是以武谋独的偏安政权（正好可影射当下两岸政治），还是击败荷兰外敌、收复疆土的功臣？
这不仅是民间争议，前阵子与史学界朋友聊起旷日持久的清史编纂工程迟迟无法完工，表面看是“史料太多、分歧太大”，其实也因当代中国历史学必须同时承担两种彼此牵制的任务——既要在学术上“解释过去”，又要在政治上“安顿现在”。3000多万字的稿件卡在“过审”，不是技术性环节的迟滞，而是任何一种盖棺定论，都会在现实政治—民族叙事—疆域法理三条轴线上引爆连锁反应。
从纯史学角度看，这是“国家叙事”与“学术史学”之间的结构冲突。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史学理想强调“如其本来”的证据主义，但任何史学书写，都不可能仅凭“事实堆砌”而自然生成意义。从材料选择到叙事结构，本身就构成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叙事学与社会历史学转向又表明，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与共同体身份建构纠缠。清史书写的困境在于：当一种官方史学被要求同时给出唯一、稳定，且具无限合法性的结论时，它就会将本应开放争论的叙事层，伪装成不可质疑的证据层。《澎湖海战》还未上映就争议不断，以及清史工程的“难产”，恰恰是此种张力抵达上限后的制度性应激反应。
清史困局首先在于疆域法理与民族记忆的冲突。现代中国的边疆法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自清朝，中国很多边疆地区的制度化纳入，与清朝版图的扩张高度相关。若将清朝整体定性为外族政权，现代国家继承链条便会出现法理尴尬：一个“非法”的帝国扩张，如何转化为合法的现代主权？因此，清朝必须被叙述为“合法—正统”的中国王朝。但与此同时，清初的大规模屠杀、剃发易服、满汉等级秩序等，又构成华人历史记忆中难以消解的创伤核心。若彻底正统化清朝，等于要求这段创伤记忆在价值层面自我淡化。这表明，同一套叙事不可能既保证清帝国继承的合法性，又完整保留“抵抗征服”的道德正当性。
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叙事，就与历史暴力间存有张力。清代形成伴随着系统性军事征服与制度性差序安排，因此，当“民族大团结叙事”要求淡化族群压迫时，人物与事件就会被迫进入功能性改写，成为新叙事系统的逻辑牺牲品。像岳飞、史可法等传统民族英雄，在强调民族大融合的框架中，就会被荒谬地当作“阻碍民族融合的负面形象”；吴三桂等引清兵入关屠杀汉人者，在大一统叙事里又被重写为“历史统一的推动者”。施琅则更典型：当主权叙事须要强化“台湾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时，他因恢复台湾而被抬升为民族英雄，但他曾密议将“台湾归还荷兰”的史实，只能被有意忽略（郑维中，施琅“台湾归还荷兰”密议，《台湾文献》，第61卷第3期）。历史人物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被政治任意左右的评价坐标系。
西方近几十年的帝国、殖民与边疆研究，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分析语言：把人类史上的各帝国视为多中心的政治体，承认其差序治理与身份复合，同时承认帝国暴力扩张的结构性存在。因此，西方的新清史学派就很自然地将清朝也纳入此分析框架（当然并非一定正确）。问题在于，一旦过度强调清朝的多元帝国性质，就会触及“清—中国可否分离”的禁区，并在政治叙事中具有高度风险。
明代处理《元史》方式可为借鉴
如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明代处理《元史》的方式，恰恰提供古典中国面对同类难题的经验：用史学技术延宕价值判断，而非试图一次性理论化解决。元代是蒙古政权，版图甚广，明修《元史》的策略，并非把“异族正统”解释得天衣无缝，而是既承认其法统，以维持王朝继承合法性，但在文化评价上降格，把民族冲突转化为治乱兴衰的伦理循环叙事，并且有意快速修成，尽量减少价值定论，为后世留下解释空间。
因此，与其追求一个永无争议的官方定案，不如引入现代史学更成熟的分层机制：把“法统继承”“道德评价”“暴力记忆”“帝国结构”拆开处理，而非强行压成一个刚性的定性。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史学，之所以能在内战、殖民、种族压迫等议题上维持基本的学术生产，并不意味着它更中立，而是它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把国家记忆、公共教育叙事与学术史学的争论空间区分开来，允许多叙事并存。对应到清史编纂问题，最关键的可能是要公开承认：清朝的正统不等于道德正当，合法继承不等于历史合理，帝国扩张可以是现代中国疆域的来源，同时也必然包含暴力与差序统治的代价。
因此，清史编纂的真正症结，是一种“叙事一体化”的制度冲动。只要这种冲动不松动，清史就难定稿，因为定稿意味着把多重张力一次性钉死，而这种刚性又会制造新的政治成本与思想后果。相反，若能在公共层面承认史学的分层与多元，在制度上为学术争论保留缓冲区，在文本上减少定论型判断、增加方法透明度与概念界定，清史未必能立刻“写完”，但至少能够从“永远在修”的悬置状态，转入一种更成熟的、可持续的知识生产状态。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