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幕式没有依赖技术奇观或煽情效果，而是以一种深刻而克制的视觉语言，呈现出高端、大气、从容的公共审美风格，给全球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五环设计以动态机械美学融合光影艺术的方式精准呈现，呼应达·芬奇的几何理念和意大利“和谐”（Armonia）传统，将团结与共生的奥林匹克精神，以一种近乎静默的力量传达出来，而不是靠情绪宣泄或符号堆砌来取悦观众。
这种审美效果并非偶然，而是意大利公共审美长期积淀的集中体现：一种从历史文化到当代设计的连续性，不仅存在于大型典礼中，也体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之中。米兰本身就是这一传统的活体示例。从埃马努埃莱二世拱廊（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那座横跨19世纪末历史与现代工业技术的玻璃穹顶商业街，到如自由广场（Piazza del Liberty）这样把历史遗存与现代公共空间融合的城市广场，再到兼具开放性与社会活力的新门（Porta Nuova）城市更新区，米兰的城市肌理不只是视觉美感的集合，还展现一种可用、可停留、可交流的公共审美体系——城市空间的样貌本身就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即便在更小尺度的日常环境中，这种审美逻辑也在多层面上得以体现。例如，米兰的早期自由风格建筑如卡斯蒂廖尼宫（Palazzo Castiglioni）与斯卡拉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在城市中心细致雕琢的装饰，体现美学与社会功能融合的可能。当代设计文化如在布雷拉区由设计师打造的空间，或由基金会推动的公共艺术展示，也反映米兰如何在历史、当代与未来之间建立审美对话。
亚洲城市的公共审美问题
对比米兰，我们看到三座亚洲城市在公共审美治理上各有表现，但也存在显著的局限。
首先是上海。上海并不缺乏审美能力，尤其在商业视觉、品牌空间与消费界面上，已达到国际水平。然而，这种审美主要服务于商业逻辑，商业审美不断侵蚀公共空间的日常性与可用性。以外滩为例，视觉精致、夜景璀璨，但空间更多被构建为供观看的“城市景观”，而非真正的公共生活场所。公共空间越来越像一个可控的消费舞台，由商业品牌与流量考量主导审美，而非公共共享与日常生活的需求。
其次是北京。北京的公共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象征性叙事和权力展示。宏大轴线、对称布局与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公共仪式空间，形成一种视觉秩序，但这种审美往往压倒空间的日常性与人性尺度，使得城市的许多公共区域更像展示权威的舞台，而非普通市民自由互动、共享生活的场所。
新加坡则是第三种状态：在公共审美治理方面具有高度成功的基础——稳定、可用与低争议是最大优势。新加坡公共空间秩序井然，视觉系统统一，基础设施设计与城市管理紧密结合，确保空间的功能效率与公众安全。然而，这种成功也带来制度的天花板。新加坡的公共审美往往被纳入风险管理与合规体系中，被定义为“不会出问题”的范畴，这使得城市极少出现引发广泛讨论、具有文化记忆或情感张力的公共审美事件。空间正确而稳妥，却缺乏文化生成力与公共想象力。
新加坡的突破路径
米兰的审美经验提醒我们，成熟的公共审美不是瞬间完成的视觉奇观，也不是简单的造型堆叠，它是一种长期的制度性能力。意大利城市如米兰，在公共空间的构建中体现出以下几个维度：历史连续性与当代设计的融合，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尊重，以及让公众真正能够“使用”和“体验”的空间安排。米兰不仅有宏大典礼场域的美学表达，更有日常街巷、公共广场、商业与生活空间的审美元素在持续作用。
对于新加坡来说，要提升公共审美，不在于做一些花哨或激进的设计，而是在制度上给公共审美留下独立判断的空间。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重新理解公共审美的作用。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安全、整洁的场所，它也可以成为城市文化和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让设计决策有自己的审美判断，而不是完全被工程或规章限制。其次，可以尝试制度化地允许“可控失败”，也就是说，在一些公共项目中允许审美探索，即使有争议或不被所有人喜欢，也不会被当作治理失误，而是作为城市创新和试验的一部分。第三，公共空间应能承载更丰富的历史和情感，不仅是中性、安全的环境，还应能让城市故事、文化记忆和居民的生活体验，在空间中表达出来，使城市更有温度和深度。
米兰冬奥会开幕式所展示的，是一种社会对公共审美的长期信任，它的高级感既来自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来自现代设计理性与社会生活的结合。新加坡面临的考验，不是如何让城市更漂亮，而是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审美不是一项可完全被规约的管理任务，它是一种需要被社会共同信任与承载的公共能力。
作者是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