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党拒绝提名新的国会反对党领袖，如果以工人党一贯按照自己节奏和逻辑行事的作风来看，这个反应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但整件事情从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被判刑，到政府解除他反对党领袖身份，再到工人党选择不再提名任何人接任，发展到今天，真正值得关注的已经不只是政党之间的立场之争，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公共政治里，是不是还存在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事实基础？还是我们已经开始习惯，用不同感受去建构各自版本的“真实”？
整个撒谎门事件正是这种转变的一个缩影。
在法律层面，法庭认定毕丹星在国会特权委员会作证时，就两个关键事实作出不实陈述，因此构成两项伪证罪。判决是基于证人供证、时间线与事实交叉核对而作出的制度性判断，而不是对个人动机、政治立场或政党身份的评价。
但毕丹星在回应中，并没有真正正面挑战这些事实本身，比如不传召对他有利的证人工人党正副主席林瑞莲和费沙，而是把论述重心转向动机是否正当、过程是否漫长、制度是否对反对党不公平。他强调接受法院的权威，却同时表示无法认同调查结果，对判决感到失望，并指出“判决决定了法律责任，但不要求一个人放弃对自身动机与价值观的诚实信念”。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微妙、也非常危险的转移，他不在事实对错上以透明的供词和证据证明自己，而着力在重塑事件的意义框架。把一个原本是法律问题的案件，重新包装成政治象征，事实退居次位，情感与立场变成主要现实。
这正是所谓的“另类现实”（alternative reality）。当一群人选择相信某一种叙事时，就会出现“信者恒信”的现象：不再问是非，只问立场；不再检验证据，只在意情绪。于是同一件事，在法律世界里有一个版本，在政治世界里却出现另一个更容易被某个群体接受的版本。
这种现象并非新加坡独有。许多社会撕裂的国家，往往都是从政治领袖开始否定法庭判决、重写事实叙事开始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同不同意判决，而在于当情感叙事取代事实本身，制度就开始失去共同的现实基础。
新加坡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的政治文化长期建立在一套非常清晰的共识之上：制度高于个人，程序高于动机，诚信高于立场。大多数新加坡人至今仍然认同这一套逻辑，这也是社会能够维持低政治撕裂的重要原因。
回到国会反对党领袖的问题，其实也是同一个结构性问题。这个职位究竟是什么？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还是制度责任的安排？
为了厘清这一点，我重新翻阅了时任总理李显龙在2020年7月11日宣布委任毕丹星为首任国会反对党领袖时的相关文件，以及随后在7月28日由总理公署与国会领袖办公室发布的联合新闻稿。新闻稿明确指出，新加坡在设立这个职务时，参考了澳大利亚、英国等威斯敏斯特体制国家的做法，同时也结合了本地国情。
同年8月31日，国会领袖英兰妮在部长声明中进一步界定了反对党领袖的职责，包括：引领反对党在国会中提出替代性观点；组织并带领对政府的系统性监督；在特选委员会人选安排中发挥咨询作用；以及在必要时参与国家层级的官方活动或随政府出访。
为了让这个角色不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政府也配套提供了一系列资源，包括优先发言权、更高津贴、机密简报、专属办公室、额外助理与秘书。
工人党和毕丹星当时接受这个职务，必定详细研究过这些细节。从这些设计可以清楚看出，国会反对党领袖本质上是一个制度角色，而不是一个象征权力或正当地位的职位。它的设立，是为了让政治多元能够被制度吸收，让监督在体制内运作。
问题正在这里出现分岔，一边是制度意义上的反对党领袖，一边是政党认同里的政治领袖，两种理解并行存在，却被混为一谈。
作为工人党的党魁，毕丹星在政党政治上当然仍然是工人党的领袖——只要他获得党内支持，这个身份不会因为政府决定而改变。但这和“国会反对党领袖”这个制度职务，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前者属于政党政治，后者属于宪政设计。
如果这个国会里最大反对党的领袖符合这个国家里人民的期待，他自然应该担任这个角色。目前的状况是，毕丹星因为在国会说谎被法庭判定刑事罪，这使得他这一职务被撤除。要是工人党内仍然认为他的领导能力、品格、个人魅力，仍然适合担任他们的政治领导，政党可以根据自己党内原则与标准来决定。如果有机会投票，新加坡人可以在下一次大选的时候，通过选票表达他们对这个政党的认同程度。
目前在工人党和他们负责审查毕丹星行为的纪律委员会场内，他们要清晰地理清毕丹星的做法和应负起的责任，让民众清楚工人党的立场与价值观，然后再决定这是不是一个值得支持与委托的政党。党内也要有一个民主的过程，确定毕丹星是否还适合带头领导他们。直到那个时候，工人党才确定要不要提名、提名谁当国会反对党领袖，我认为那是可以接受的。
另一方面，国会也应该对议会中的反对党领袖这个职务制定更清楚和完善的结构，包括这该不该成为一个宪法列明的职务，以及这个领袖在犯法或失德后应该负起的责任。此外，如果这个人过而改之，又被自己的政党推举，过多久还有机会重返这个岗位？
新加坡政治真正需要守住的，其实不是哪一个职位、哪一个人物，而是一种更基本的公共价值。清晰即诚信（Clarity is Integrity），只有当事实清楚、角色清楚、制度边界清楚，政治才不会被情绪叙事吞没，社会也才不必在不同版本的真实中彼此对立。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