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观察到，身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抑郁、焦虑、压力过大、精神内耗......在笔者的同龄人和认识的年轻人中成了普遍现象。
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有很多，包括疫情创伤后遗症、学校和职场内卷加剧、社交媒体影响、政治性抑郁等等，笔者只选取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就是我们很多人不会“向外归因”。
人生在世，难免遇到失败与挫折，往往是内外因共同造成的。一味地向外归因，怨天怨地，会让人忽略自身问题，变成巨婴；一味地向内归因，则会把时代问题、环境因素、他人错误揽到自己身上，陷入不必要的自责与悔恨，导致压力过大，最终崩溃。
两个极端都不可取，但据笔者观察，身边出现心理问题者，特别是比较优秀和努力的人，陷入向内归因困境的很多。其中原因，要从时代和文化传统两方面来谈。
从时代来看，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优绩主义大行其道，强调个人奋斗、胜者为王，容易忽视时代性、结构性因素。经济上行的时候，人们因攀比而焦虑；经济下行期，则无法接受落差。特别在中国，出现“越努力越悲剧”的群体，例如前些年跳出体制、置换房产、投资创业的人，现在工作被裁、房价下跌、债台高筑，反而落到比一般人更困难的境地。优秀的人往往更想不通这点，容易钻牛角尖。正如哲学家韩炳哲在《妥协社会：今日之痛》中指出的，在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下，一些苦难本是社会出了问题，却被私人化、心理化了。
从文化传统来看，儒家文明影响的地区，强调反躬自省多过批判权威，重视人际关系多过自我表达。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负面影响是，在权力结构中，下位者很容易被规训甚至被洗脑，自我价值感低。例如，有的父母自己性格有缺陷，孩子却要学着“懂事”，承受他们的情绪；有的公司压榨员工、上司霸凌下属，打工人还用“成长性思维”“忠诚度”之类的说辞自我安慰；婚姻里的一方出轨、家暴，另一方却还自责没有尽好妻子或丈夫的义务。越是从小听话的“好孩子”，越容易陷入这种困境。
以上两点组合起来时，产生的影响更加巨大，就像我们在一些亚洲国家看到的，人们的幸福感与社会经济水平并不匹配。
学会向外归因，不是要让人走到另一个极端，变得怨天尤人、消极愤世，而是要学会分辨哪些是自己的问题，哪些是结构性的问题、大环境的变化。即便当初自身决策有误，也是基于当时的情势。可以从错误中成长，但不要过于自责。
在如今这个动荡的大时代，个体如尘埃般渺小，要放下“我执”，用一双慧眼去看清大势，了解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即便没有力量去改变环境，也可以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至少先学会接纳自己、善待自己，心态稳住了，再去想想能力范围内还可以做点什么。
对整体而言，分清群己权责，避免结构性问题个人化、社会性问题心理化，也是公共议题讨论的前提，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数码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