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街头运动大规模爆发的前一天，我离开了德黑兰，回想起那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感觉并非身处传统意义上的战场，而是一种更为冷酷，让人近乎窒息的结构性内爆。当厄尔布尔士山脉的积雪在后照镜中逐渐模糊，我意识到，外界对于伊朗的解读大多落入陈旧的陷阱：这既非一场单纯的亲西方革命，也非宗教保守势力的最后挣扎，而是一个曾试图在制裁与神权夹缝中寻求平衡的政权，正式迎来物理意义上的生存极限。
在德黑兰大巴扎的巷弄中，暴动前夕，我亲见老者提着整袋贬值如废纸的里亚尔，在近乎荒诞的通货膨胀面前，任何意识形态的辩论都苍白无力。根据今年1月的最新经济指标，伊朗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已飙升至56%，食物通胀率更是突破75%的生死线。这不再是关于头巾或特定政治口号的抗争，这是一场“生存愤怒”，它直接撕毁政权与平民之间延续40年的非正式契约，即以基本物资补贴换取政治沉默。当契约双方有一方已经违约，社会支柱便不再是神职人员的训诫，而是那双盯着1美元兑150万里亚尔汇率、充满绝望与愤怒的眼神。
这种崩溃并非孤立，从加拉加斯街头到德黑兰的广场，2026年正在成为“独裁者联盟”集体失能的转折点。长期以来，这些政权透过一种名为“堡垒经济”的模式生存：利用能源出口换取外币，在国内建立依附于权力核心的垄断集团。然而，随着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轰然崩塌，这条“独裁轴心”的金融韧性已被美军的极致强制力与全球金融网的彻底封锁所击穿。伊朗引以为傲的影子船队，遭遇前所未有的监测压力，即便目前仍维持每日约150万桶原油的出口，但折扣成本与洗钱风险已让利润几近枯竭。这种经济窒息直接反映在就业市场：伊朗15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徘徊在23%至28%之间，在高学历群体中，这种“结构性无效劳动”引发强烈的向下流动感。当一个国家的工程师只能在非正规经济中求生，政权根基就会像古列斯坦王宫里的镜厅碎片一样，看似华丽依旧，实则早已失去承重能力。
美国正“静观系统崩坏”
这种系统性的承重失效，在今年伊始演变成神权体系内部最深层的恐惧：当巴斯基（Basij）民兵与革命卫队基层士兵发现，他们的薪津甚至无法支付家人一星期口粮时，暴力的垄断权便开始瓦解。德黑兰官方目前的强硬姿态，包括全国断网与大规模逮捕，这是对“马杜罗式结局”的应激反应。不同于2009年或2022年，这次骚乱的特殊之处在于“非典型去中心化”。没有明确的单一领袖供政权诱捕，愤怒是由无数个破产的个体、失去未来的工程师，以及被迫重返贫穷的中产阶级所驱动，这使得传统的针对逻辑失效。德黑兰官方正试图通过提升核威胁来转移内部矛盾，但这种“核勒索”在今年的国际环境中已边际效用递减。
国际强权对此的反应，已从过去试图透过谈判“改变政权行为”的幻想中清醒，转入一种更冷酷、更具达尔文色彩的策略阶段：即“静观系统崩坏”。
在华盛顿，特朗普政府展现的战略耐性，与前任或他第一任期时那种急于寻求大交易的焦虑不同，当前的白宫深谙经济绞杀的物理延迟效应，战略关键指标已不再仅仅是所谓“核突破时间”——尽管数据显示，即便在2025年夏季经历美以联手，对地下设施的精准打击后，伊朗仍具备在极短时间内，将浓缩铀提升至武器级水平的能力。然而，华盛顿与特拉维夫看见更深层的虚弱：当政权的离心机组因制裁后的维护断链而频发故障，且国内电网因基础设施崩溃而无法提供稳定的同位素分离能源时，技术性的核门槛已不再是威慑工具，反而成了引诱军事打击的负担。这种“打而不死、困而待变”的放血策略，正将德黑兰推入自1979年以来最危险的政治博弈期。
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来自布鲁塞尔与纽约。欧盟与联合国启动机制，在法律与金融层面彻底终结伊朗最后的战术回旋空间。这不仅是制裁的重启，更是一场金融隔离手术，将伊朗残存的银行体系彻底从全球清算网络中剜除。这导致伊朗在区域内精心布局数十年的非正规武装网络（即分布于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势力）遭遇系统性的断供。
长期以来，德黑兰透过输出原油走私利润来支撑这些区域武装，以换取所谓的战略纵深。然而，随着今年全球石油产量过剩与美国出口量的双重挤压，伊朗的影子船队利润已不足以支付庞大的区域维稳账单。黎巴嫩真主党基层成员领不到美元津贴，开始寻求去武装化；也门武装分子开始优先考虑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地方停火协议，伊朗构建的代理威慑体系，正经历一场“热寂”（heat death）。这种权力天平的剧烈倾斜，迫使沙特和以色列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后美利坚”默契中。它们意识到，美军虽然仍维持威慑姿态，但已不愿再为中东的全面战争买单。因此，利雅德与特拉维夫必须在没有华盛顿直接背书的情况下，共同管理一个正在发生放射性崩裂的邻居，这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核扩散，更是为了防止一个庞然大物在倒塌时，溅出的火星引发整个区域的系统性森林大火。
这场危机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21世纪独裁政权的集体宿命。委内瑞拉、伊朗，甚至是背后的关键支持者，都正经历一种“资源错位”的总清算：当技术官僚的失职撞上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排挤，任何形式的高压统治，都无法解决生存权的匮乏。我们正进入一个“后共识时代”。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性增强（今年预计全球石油产量将出现过剩），华盛顿对维持中东传统秩序的兴趣正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选择性干预。这将导致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在面临内部革命时，不再能透过威胁能源通道勒索国际社会。
我在德黑兰雪夜中听到的引擎焦虑声，正是这个旧秩序倒计时的背景音。接下来的挑战不在于如何推翻现政权，而在于当这个庞然大物在核设施、军事机器与数千万绝望平民的交织中突然崩塌时，世界是否准备好承接那种不可预知的余波。
作者是联合国资讯科技处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