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正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焦点。中国在2015年提出“健康中国”战略，旨在2030年前将创新药打造为自主创新的关键领域；美国视此为对它科技主导地位乃至国家安全的挑战。
创新药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在治疗机制、化学结构或疗效方面具有显著突破的药物。它与市场上已有的药物相比，在疗效、安全性或给药方式上具备明确优势。冠病mRNA疫苗就是一种典型的创新药。简言之，创新药是具有独立品牌、以生物技术为基础制造（生物制造）的原创产品，而非“山寨”仿制品。
创新药的核心特点包括，研发周期长：通常超过10年，涵盖药物发现至临床试验。投入成本高：需数亿至数十亿美元。失败风险高：绝大多数候选药物无法上市。专利保护与高定价：为回收成本，上市后定价通常较高。
因此，创新药能够满足大量医疗需求，为患者提供更优治疗方案，并成为衡量国家科技与医疗实力的关键指标。
创新药研发能力已成为衡量一国科技的核心指标。美国凭借深厚的基础科研、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全球公信力，长期稳居霸主地位。然而，近10年来，中国在政策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下，生物制造产业迅猛发展，正快速挑战美国的领先地位。中美在这方面的竞争已超越市场之争，升级为关键技术、人才争夺和全球医疗战略的全面博弈。有观点认为，下一轮中美较量将聚焦于此。双方在肿瘤、免疫、基因与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的互鉴与角力，将深刻影响全球医药创新格局。
美国的创新药竞争力
美国的优势植根于“科研—资本—监管”三位一体的成熟生态。
一、基础科研领导力与高效转化：1887年成立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全球最大的生命科学研究资助机构，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资助，驱动大量从0到1的原始创新。同时，顶尖大学和医疗中心（如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有效推动实验室专利商业化，催生大量生物科技初创企业。
二、风险资本与人才虹吸效应：聚集于硅谷和波士顿的专业风险投资群不仅提供资金，更贡献研发策略与产业网络。它们的高风险承受能力，助力颠覆性技术发展，并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形成密集的创新网络。
三、FDA的监管与信誉：FDA的审评标准被视作全球药物标准的质量守门员。获得它批准相当于取得全球市场通行证，赋予药品极高信誉与定价能力，吸引全球资本投入。
中国的创新药竞争力
中国的崛起是国家意志、庞大市场与监管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国家战略与政策激励：自2015年起，创新药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药监局改革审评流程，大幅提速新药上市。医疗保险目录调整则为创新药释放支付能力，并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与国际标准接轨。
二、临床试验资源与速度：14亿人口为患者招募提供独特优势，使临床试验能更快完成。本土合同研究组织的共同开发，进一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从早期快速跟进逐步向高品质迈进。
三、全链条成本控制：除了上述优势，“企业、医院与研发机构”紧密合作的新模式，也加速走向临床的进程，助力生物制造环节以更低价格开发同类药物。
四、科研人才积累：根据2024年自然指数，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虽仍落后于美国，但正快速接近欧洲水平。大量海归人才以及在细胞治疗（CAR-T）、基因编辑等领域的聚焦，使中国具备弯道超车的潜力。
中美创新药面临的挑战
美国：研发成本高昂导致药价争议（如《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可能影响创新积极性。供应链上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构成挑战。此外，专利悬崖迫使许多公司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如辉瑞、礼来等今年签署近900亿美元协议）来充实研发管线。
中国：产业面临内卷—资本扎堆少数热门靶点，导致同质化竞争与价格战。同时，中国药企尚未在国际市场建立起与FDA批准药物同等的品牌公信力与高定价能力。
对中国而言，并非要在所有方面都复制或超越美国，更明智的路径是差异化竞争：生物本身具有多样性，蜕变能力很强，在演化过程中适者生存是永恒的常态。研发可以另辟蹊径，从人种上的基因差异着手，聚焦亚洲高发疾病如肝癌、胃癌、鼻咽癌、骨痛热症疫苗、地中海贫血基因治疗等，利用对本土疾病的深刻理解，建立全球优势。另一个方向是在特定赛道上弯道超车，集中资源于已积累的领域如细胞治疗、基因编辑、核酸药物等，将规模与效率优势转化为特定领域的全球竞争力。
中美创新药竞争深嵌于地缘政治中，正重塑全球生物科技格局，并伴随激烈竞争的风险。未来可能呈现两种场景：
合作共赢（竞合）：中美在医药领域本质上是互补的。美国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与制造能力，中国则需要美国的基础研究与国际市场。从经济上来说，两大国都对昂贵的医药发愁，为寻找费用低的医药而努力。在罕见病、新发传染病等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上，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短期来看，脱钩对两国都是痛苦的。在竞争与合作的格局下，美国扮演着创新策源地和标准制定者的角色，中国则扮演快速执行者、市场放大器和成本优化者的角色。这种“高标准+大市场”的互补模式，将成为推动全球医药创新多极化、高效发展的核心动力。
分道扬镳（脱钩）：将导致创新药费用上涨、科研热情受挫。利用关税的提高来保护美国药企，投资信心也会受到打击。FDA可能提高对中国临床数据的要求，提高中国药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等机制也会加强生物技术投资审查，防止技术流失和非友好国家对敏感数据的获取。然而，危机亦蕴含转机，这或许会促使中国药企更积极开拓欧洲等第三方市场，例如在抗体药物偶联物（ADC）领域，与欧洲药企合作， 焉知塞翁失马？
新加坡能扮演的角色
作为全球生物医药生态中的关键节点，新加坡可成为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加速器”。
一、高质量合作伙伴：新加坡拥有顶尖科研人才、受国际认可（如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临床研究体系，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基地。全球前十的药企中有八家在此落地，贡献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
二、提升国际公信力：在新加坡开展临床试验，能极大提升数据的全球可信度，并作为进入东南亚6亿人口市场的敲门砖。
三、亚洲疾病缩影：新加坡人口疾病谱可代表亚洲情状，是研发亚洲特色创新药的理想场地；新加坡病患也能首先拥有适合亚洲人的创新药红利。
四、全球金融与人才枢纽：新加坡拥有大量私募基金和稳定的环境，高效能持续输送精通国际规则的复合型人才，是中国药企融资及设立国际总部的理想之地。
创新药竞争是中美科技博弈的缩影。美国凭借成熟生态保持原创领先，中国则依靠战略与效率快速崛起。这场竞争并非零和游戏，良性竞合有望加速新药研发，降低患者用药成本，最终惠及全球。未来，中美均须解决内部挑战——美国控成本，中国降低内卷、促原创。对中国药企而言，全面超越美国并非短期能达标，更现实的路径是在特定疾病与技术领域实现差异化超越。通过具备全球视野的研发策略与高质量的国际化合作，才有望在全球版图中赢得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作者毕业于南洋大学生物系，在英国获得高级学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执教多年。新加坡政府研发新生水时，被任命为国际专家咨询团主席。目前是国大终身荣誉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访问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