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公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关于中国关系的表述，有观点认为，日本已从以往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调整为“重要邻国”，即对中国进行“降格”。对此，中国外交部强烈抗议，称此举“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翻阅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确实可以发现，在第36页有如下表述：“（中国）是重要邻国，正因存在各种遗留问题与课题，日本将在持续沟通的同时，从国家利益出发，冷静妥善地加以应对。”查阅2025年版《外交蓝皮书》，则可在第38页看到这样的描述：“作为邻国，中国对日本而言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拥有紧密的经济关系以及人员、文化交流。”日本在过去近10年间，一直使用“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一措辞来描述日中关系。既然持续使用时间如此长的措辞，却在2026年度版中不再沿用，将它视作一种降格，或认为日本对华认知发生变化，也许并非毫无依据。
然而，果真如此吗？查阅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会发现，对韩国也使用“（作为应对国际社会各种课题的合作伙伴，应当共同协作的）重要邻国”这一表述（第55页），而在2025年版《外交蓝皮书》中，对韩国在第56页也使用“（作为应对国际社会各种课题的伙伴，应当合作的）重要邻国”这一说法。换言之，在2025年的蓝皮书中，中国被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韩国则是“重要邻国”，但到了2026年，中国与韩国都被统一称为“重要邻国”。韩国既是美国盟友，也在同一份《外交蓝皮书》中被日本定位为“志同道合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韩国被归入同样的表述框架，是否构成降格，仍值得商榷。
事实上，日本在《外交蓝皮书》中对韩国使用“重要邻国”一词，似乎始于2020年前后（此前还曾使用“最重要邻国”的说法）。从安倍政权末期开始，这一表述便持续沿用，并被视为日本重视韩国关系的重要指标。此次，也可以理解为日本对中韩关系的表述，统一到“重要邻国”这一措辞之上。事实上，对中国使用“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一说法似乎始于2016年。与此同时，近10年来，韩国开始被称为“重要邻国”，到了2026年度版，中韩两国的表述则被统一起来。
第二，更值得关注的差异，或许在于与“重要邻国”搭配使用的其他表述。在2026年度版《外交蓝皮书》中，对韩国的描述是“（作为应对国际社会各种课题的伙伴，应共同协作的）重要邻国”。换言之，韩国被定位为“应对各种课题的合作伙伴”。对于中国，则表述为“是重要邻国，正因存在各种遗留问题与课题，因此将在持续沟通的同时，从国家利益出发，冷静妥善地加以应对”。在这一部分，中韩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点值得留意。不过，对于中国的表述，与日本既有对华政策并无明显冲突。因此，很难从中解读出日本对华政策方向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一个根本问题是：日本究竟有多少“邻国”？实际上，在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中，被称作“邻国”的只有中国、韩国以及俄罗斯。其中，对俄罗斯的描述出现在第142页：“日俄作为邻国，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遗留问题与课题，日本一直以来从国家利益出发，冷静妥善地加以应对。今后也有必要继续与俄方保持适当沟通。”对于俄罗斯，并未使用“重要邻国”这一表述。然而，对中国所使用的“持续沟通”“从国家利益出发，冷静妥善地加以应对”等措辞，与对俄罗斯的描述有不少重叠；不过，对俄罗斯还使用“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遗留问题”等更严厉措辞，显示关系状况比中日关系更为严峻。
第四，对中国使用“重要邻国”这一说法，并非首次出现在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中。2025年10月24日，首相高市早苗在刚刚就任后的施政演说中就说：“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有必要构建具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从那时起，“重要邻国”这一表述便已开始使用。一周后，即2025年10月31日，中日首脑会谈在韩国举行。如果“重要邻国”这一措辞本身具有根本问题，当时的中日首脑会谈本应无法举行。
此后，在经历众议院选举后的2026年2月，高市早苗在施政方针演说中再次说：“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是高市内阁始终如一的方针。中国是重要邻国，正因存在各种遗留问题与课题，因此将在持续沟通的同时，从国家利益出发，冷静妥善地加以应对。”这里同样使用“重要邻国”。
为何到了今年4月公布《外交蓝皮书》之际，对中国使用“重要邻国”这一措辞，却突然被视为“降格”并引发巨大争议？无论是对作为“志同道合国家”的韩国使用相同措辞，还是并未对俄罗斯使用这一表达，又或者高市早在2025年10月底中日首脑会谈之前，便已使用这一表述，这些事实都值得考虑。
日本政府是否真的可被断言为“下调”对中国的定位？又为何偏偏到今年4月才将此视为问题？恐怕仍有必要对此作出更为谨慎的思考。
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