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在关税、台湾问题以及伊朗战争等当前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上，均未取得重大突破，这导致许多观察家将它视为一场无足轻重的会晤。但是，此次会晤克制而友好的基调，其实暗示一种更为务实的新处理手法，不动声色地承认两国之间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这说明，美中两国领导人并未仅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来看待双边关系。
承认中国是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并非让步，而仅仅是对现实的承认。多年来，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崛起的争论，一直遵循着一个熟悉的模式：否认、愤怒，最终接受。在中国经济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时期，许多美国分析师曾认为，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不可靠或被夸大。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变得日益无法忽视，成功往往被归因于产业政策、抄袭模仿，以及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和操纵汇率在内的不公平行为。
但是，随着中国在多个战略性产业中跻身技术前沿，这些论调也越来越难站得住脚。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已在全球多个细分市场崭露头角，从低成本车型到日益精良的高端品牌，均已成为全球主要竞争者。在制药领域，中国企业已从模仿者蜕变为创新者，摆脱昔日的“搭便车者”标签。在半导体领域，尽管在生产先进晶片方面仍落后于台积电等全球领军企业，却也已取得重大进展。
这些进步是一场全面转型的产物，而非源于某项具体政策或产业战略。与其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美国不如承认，来自中国的竞争已成常态，并建立经济共存与有限合作的框架。
确保美国企业的中国市场准入，应成为首要任务之一。随特朗普访华的美国知名总裁和商界领袖，凸显这样一条信息：尽管深度经济融合的时代或许正在终结，但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更可行的路径在于选择性的相互依存，同时在互利空间依然巨大的领域，保持持续合作。
“修昔底德陷阱”类比不完美
习近平则援引“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双边关系。这一术语由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用来描述当一个崛起中的强权（在修昔底德的案例中是雅典），威胁要取代一个守成霸主（斯巴达）时所面临的冲突风险。
但这一类比并不完美。尽管美国面临诸多挑战（部分源于自身决策），但将它描述为一个衰落中的大国，还为时过早。美国仍是全球创新与创业的领军中心，在上世纪孕育从电脑和互联网到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的众多变革性技术。虽然世界各地都不乏人才，但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将科学领导力、深厚的资本市场、创业文化，以及制度灵活性完美结合。正如亿万富翁投资者巴菲特曾指出的：“自1776年以来，没有人能通过押注美国失败而获利。”
此外，中国的技术实力也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按人均计算，它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尽管经济规模庞大，但平均生活水平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而且在寻求维持长期增长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巨大的结构性和人口结构阻碍。
尽管如此，雅典与斯巴达的类比仍提供一个重要启示：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导致双方同时走向衰弱。只要两大强国能避免冲突升级，并在共同利益领域保留合作渠道，当前美中之间的经济竞争，未必会导致同样的后果。
尽管对许多人而言，美中关系走向更紧密的合作，似乎不切实际，但历史上不乏昔日对手，最终达成持久政治妥协的例子。
在公元前五世纪，若有人提出雅典与斯巴达终有一日能和平共处，这种想法很可能被嘲笑为天真，甚至荒谬。但这场曾经撕裂古希腊的激烈对抗，如今已成为共同的国家历史。同样，在二战结束后，很少人能预见，西欧地区竟能在历经数世纪的毁灭性冲突后，实现如此程度的政治与经济一体化。
归根结底，关键不在于哪个国家位居全球秩序之巅，而在于政治和经济体系能否提升国民福祉。在这方面，两国有着一系列相同的挑战：应对快速的技术变革、使劳动力市场适应人工智能、维护金融稳定、解决威胁社会凝聚力的顽固，与新兴的不平等问题，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倘若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世界两大经济体就必须加强合作。一场零和式的霸权争夺战，是双方都承担不起的。
作者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评论》期刊主编，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英文原题：The US and China Must Learn to Co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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