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伊朗战争对新加坡的经济、外交与安全等各方面造成的冲击，黄循财总理在4月2日宣布再次召集国内危机部长委员会（Homefront Crisis Ministerial Committee，简称HCMC），商讨应急方案和制定新策略。
领导HCMC的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在4月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其实这个委员会早在“几周前”就启动工作，动员各部门全方位探讨对策。换句话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月28日对伊朗发动攻击不久，HCMC就已经启动了。
HCMC是新加坡在危机管理中的全政府应对模式中重要的一环，这种跨部门应对危机的机制，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设立的执行小组（Executive Group）。中英文报章4月5日在报道尚穆根的访谈中，都提到这个已经被人遗忘的名词。它其实是全政府应对重大危机模式的最早一个原型，曾经发挥重大作用。与HCMC这个常设化的部长级危机治理架构不同的是，执行小组是一个以行动为导向的高层官员临时应变协调机制。
执行小组可说是在吸取危机教训后建立起来的。
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的旗舰刊物《Ethos》在2016年12月16日那一期，对此事的背景做了清楚的交代。一篇题为《新加坡在危机管理中的全政府做法》（Singapore’s 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 in Crisis Management）的文章指出，1974年的“拉裕号”渡轮劫持事件暴露新加坡当时危机管理能力的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预备警力、专业反劫持队伍和谈判人员，且内安与情报部门的指挥权责不清。事件促使政府意识到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1974年1月31日，四名来自日本赤军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武装分子袭击新加坡毛广岛壳牌炼油厂，引爆三枚炸弹后劫持“拉裕号”（Laju）渡轮，挟持五名船员。经八天谈判，两名船员跳船逃生。最终新加坡政府以13名官员（包括时任保安与情报司司长纳丹，后来成为民选总统）作为“保证人”随行，换取恐怖分子安全飞往科威特，事件以无流血告终。
文章说：“执行小组随后成立，以便处理劫机及人质劫持事件。该架构明确了应对此类情况的领导体系，任命内政部常任秘书为执行小组主席，成员包括安全部队及各部门的高级官员，是新加坡公共服务体系内首个跨机构协调平台。”
SQ117劫机事件：执行小组发挥所长
执行小组成立后，在1986年的新世界酒店塌楼事件中首先被派上用场，但真正让它“发挥所长”的则是1991年的新航SQ117劫机事件。
1991年3月26日晚上9时，新加坡航空SQ117航班A310客机从吉隆坡飞来新加坡，机上载有114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起飞约15分钟后，四名巴基斯坦籍乘客手持筒状爆炸物和刀子在机舱内宣布劫机。他们自称是巴基斯坦人民党党员，要求客机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市，否则将炸毁它。
机长立即联系樟宜机场控制塔，并说服骑劫者先让客机飞往新加坡添油。
客机在樟宜降落后，骑劫者又要求与因政治原因下台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姬通电话，并要求巴基斯坦官方释放其丈夫及其他几名被监禁的党员，否则将杀死机上所有人质。
这个时候，执行小组这个应急机制已经被启动，并立即将它反复演练的计划付诸行动——当客机在大约10时15分降落樟宜时，由国防部、内政部、新闻及艺术部官员和新航代表组成的谈判小组已经准备就绪。
谈判专家的核心策略是拖延时间，与骑劫者周旋，目的是消耗他们的体力和精神。小组以“新加坡政府无法立即联系到巴基斯坦官员”和“加油需要时间”为由，与骑劫者反复拉锯。
与此同时，隶属第一突击营的特别行动部队（Special Operations Force, 简称SOF）已经悄悄出动，封锁了飞机。据称他们也利用谈判的宝贵时间，在另一架同型客机上进行救援演习。他们是突击队的精英，受过严苛的训练。
11时20分，劫机者先下马威，将一名男空服员抛下飞机。
3月27日凌晨2时30分，劫机者提出的条件在谈判数小时后仍未能获得满足，渐渐失去耐心，又将另一名男空服员推下机。两名空服员虽然伤势不轻，但都神志清醒，向警方提供关于机舱内部情况的宝贵信息。
将近凌晨，劫机者的情绪开始失控，其中一人冲进驾驶舱点燃报纸，威胁要烧毁飞机。
凌晨6时45分，劫机者终于发出最后通牒：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将每10分钟杀害一名乘客。
情况十万火急，内政部长贾古玛立即启动代号“雷霆”（Thunderbolt）的营救行动，批准在客机外待命的突击队员攻进去。
6时47分，SOF发动强攻，从两处炸开机舱门，投入闪光震撼弹（stun grenade），神速地侧翻滚冲进机舱，一面高喊“Heads down！Heads down！”，同时也用华语和福建话高喊“趴下！仆落去（phak-lo?h-khì，俯身的意思）！”，一面用短点射机枪（short-burst machine gun），在电光火石之间击毙位于过道和驾驶舱内的全部四名劫机者。
整个行动仅用时约30秒，完全符合“雷霆”这个行动代号，一点也不夸张。
30秒是官方记录，是指炸开机舱门到骑劫者全被击毙的整个过程。若只算开枪击毙四名劫机者的时间，肯定远少于30秒。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秒杀！
不是无线网络时代天皇巨星演唱会开票之后票房被迅速抢光的那种“秒杀”，也不是坐在电子游戏机前按钮的那种，而是真枪实弹将混在人质中的恐怖分子一一击毙的秒杀。
所有人质都在这场雷霆万钧的行动中获救，无一伤亡。震惊世界的“30秒营救”行动，结束持续九小时的SQ117骑劫危机。四分钟后，人质通过逃生滑梯撤离飞机，由三辆巴士载送到搭客大厦。
其实，SQ117的骑劫和营救过程细节，我们当时即使是站在新闻最前线也所知有限，只掌握大概的情况和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官方基于安全保密等原因讳莫如深，并没有提供太多信息。
上述的过程“全景图”，是在事后累月甚至经年，从各方面获取的点点滴滴资讯拼凑起来的。我们事隔几个月，才知道谈判小组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和心理学家共同组成，包括一名会讲乌尔都语（Urdu，巴基斯坦国语）的官员，而首席警方谈判代表原来还是我的一位南洋大学同班同学。
官方直到1997年才透露，参与营救行动的是鲜为人知的SOF。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在那年有机会和这支精锐部队进行零距离的接触。
我那时是以国防社区联系咨询委员会（ACCORD）委员的身份，到第一突击营参访这支部队，听取汇报并参观他们的实地演练，亲身了解SOF如何结合严格训练和尖端配备执行高凶险的任务，如何潜入敌后进行精准打击，如何在不伤害人质的情况下炸开机舱门抢救人质……大开眼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最刺激的节目是乘坐SOF的高速小艇，以80公里时速在颠簸的海上破浪疾驰。小艇简直是在跳跃前进，船身震荡得很厉害，不时“腾空飞起”，假如不是系好安全带，我早已被抛进大海了！艇长解释，突击小艇的任务是在遇到海上骑劫或海盗攻击等事故时，迅速赶到现场，让SOF队员攀上大船救人或执行其他艰险任务。
参访节目的高潮当然留到最后。我们被带进一间“组屋”的小客厅，在沙发上坐下，负责军官要求我们坐着不动，尤其不能站起来，自己也坐下来与大家闲聊。我们都不疑有他，兴奋地聊着刚才乘风破浪的壮举。刹那间，灯光全熄，客厅陷入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还来不及纳闷，周围已经枪声四起，浓浓的火药味弥漫在空气中；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时，客厅又突然亮灯，军官要我们转头，这时大家才发现每个人的背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着一个人形靶子。军官要我们注意看这些人靶的心脏——乖乖不得了，每个“人”的心脏都有几个弹孔！
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被当成“人质”，挟持我们的“恐怖分子”都已经在瞬间被打死，而他们中弹的胸口离我们的头部只不过几寸而已！这时才懂得害怕。
惊魂甫定，问军官怎么不见枪手，这时他才把几个遮头遮脸的黑衣持枪人叫进来，指着他们头盔上的红外线夜视镜，解释他们如何在黑暗中认清目标，精准杀敌。
从熄灯到立靶，冲进客厅杀人，然后又迅速撤退，整个过程应该不超过10秒。
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身历其境的实战示范让人留下更深刻的烙印了！想到那些子弹在我们头上几寸飞过，心有余悸。
由此也联想到SOF冲进SQ117，在百多名人质中开枪精准打死劫机者是多么危险的事！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
SQ117航班营救行动迅捷果断，在抢攻行动中人质毫无损伤，堪称新加坡最英勇完美的救援壮举之一，获得国际的广泛好评。它既彰显安全部队千锤百炼的战斗实力，也印证“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真谛，更凸显“备战危机”意识和机制的重要性。
上述《Ethos》文章就指出：“成功解决劫机事件，证明此前在专业化能力建设上的投入是正确而必要的。它也凸显跨机构平时定期联合演练的重要性：这些演练在危机来临前，淡化部门之间的界线，把国家各个体系的能力，锻造成一把专注而统一的危机应对利器。”
在劫机事件过后，执行小组也曾在2003年沙斯疫情期间，协助抗沙斯部长级委员会处理危机。
沙斯过后，政府对整个危机管理框架进行审查，在2004年扩展为国内危机执行小组（Homefront Crisis Executive Group，简称 HCEG），职能从单纯的安全事件，扩大到应对所有民事紧急状况和国家级危机。
扩大后的HCEG仍然由公务员组成，主要成员是各部门的常任秘书和政府机构的领导，向HCMC（国内危机部长委员会）报告。
HCMC也是在2004年正式成立，由内政部长领导，主要成员包括几位关键部长，负责在重大危机发生时，统筹政府整体应对方向，制定应对策略。HCEG则负责统筹协调，执行应对策略。
若用军事比喻，HCMC像是个“战时内阁” ，而HCEG则像是“联合作战指挥部”。
这些应急机制的长期存在，加上政府在各方面做好长远规划、储备足够的基本物资，让新加坡在面对重大危机时临危不乱，保持战略定力。就像这一次的中东危机，相对于一些国家的手忙脚乱，我们就淡定冷静得多。
有备无患，才能在面临重大危机时从容应对，能谋定后动最好，但该秒杀时就不能手软。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