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7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并作出政治承诺，致力于防止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但在认可“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同时，他们是否也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铺平法律道路？
根据“保护责任”原则，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保护人民免受大规模暴行之害。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在于政府。然而，如果政府无力履行这一责任，或者正在纵容甚至亲自实施这些罪行，“保护责任”原则要求其他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采取行动，以防止此类暴行发生。
支持“保护责任”的决定，源于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当时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中的极端分子，企图消灭少数族裔图西族以及反对屠杀的胡图族人。惨剧发生后，隔几年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提出质疑：在种族灭绝发生前，那些有能力且愿意阻止悲剧的国家，是否应该袖手旁观，就只是因为安理会没有批准干预？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试图将“保护责任”与当前针对伊朗的战争联系起来。作者暗示我们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肯定地回答安南的问题，承认那个假想的联盟是应在80万图西人遭屠杀时袖手旁观；要么主张它本应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意味着默许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所作所为。但这并非我们真正面临的选择。
诚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伊朗政府今年1月对示威者的屠杀——国际特赦组织估计死亡人数在5000至2万人甚至更多，就连已故的哈梅内伊也承认死亡人数达“数千人”——本应引发强有力的国际反应。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并未试图以保护人权、防止暴行，甚至国际法为由，来为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辩护。
相反，美国政府对行动所声称的理由——尽管前后矛盾且摇摆不定——始终围绕着“自卫”的主张。美国官员在不同场合提及威胁、威慑及战略目标，部分言论甚至转向“政权更迭”。
所谓“保护责任”为美以袭击伊朗提供理论依据的论点，是基于对“保护责任”的误解。从本质上讲，“保护责任”并非关于为公民或人权提供一般保护的学说。“保护责任”明确立足的并非模糊的人道主义关切，而是保护民众免受上述四种具体罪行的侵害——这些是国际法所惩处的、最令人良心震颤的暴力形式。它并未在国际法中开辟新的例外，而是建立在现有法律义务之上，包括《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规定的预防和惩治义务。
若认为“保护责任”制造政治领导人可利用的漏洞，以此为借口入侵他国，便是忽略规范的关键要素。曾作为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联合主席，在制定“保护责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始终坚持，只有满足审慎标准，使用武力才具有正当性。
这些标准包括危害的严重性、正当意图、最后手段、相称性，以及至关重要的“利大于弊”原则。显然，要实现“利大于弊”，必须具备较高的成功可能性。
关于“保护责任”会为干预创造放任环境的论调，或许在2011年利比亚干预行动刚结束时曾引起共鸣。但此后的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在从加沙到苏丹再到缅甸，暴行罪行仍在持续发生的当下，国际社会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非基于“保护责任”而进行的干预过多，而是始终未能动员集体行动，以保护民众免受国际法所定义的最严重罪行的侵害。
“保护责任”并未在国际法中制造漏洞。恰恰相反，设计初衷正是为了确保国际社会在面对大规模暴行时，能够保持克制、行动合法并承担问责。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在通过“保护责任”时，曾明确规定：任何为保护民众免受此类罪行侵害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均须在联合国安理会主持下进行，并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当今真正的挑战在于，各国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往往采取选择性应对——谴责某些行径，却对伙伴或盟友涉及类似行为时保持沉默。这种不一致的做法恐将营造一种纵容氛围，导致非法行为被默许而非被制止。当务之急是从安理会开始，各方须更严肃地践行“保护责任”框架，并正视那些持续阻碍国际社会履行它已认可责任的艰难政治现实。
作者Peter Singer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名誉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学中心客座教授。Savita Pawnday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拉尔夫·邦奇国际研究所保护责任全球中心执行主任
英文原题：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the War Against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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