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自己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已作出尝试。”
这是3月23日逝世的资深学者郭振羽教授，16年前从南洋理工大学荣休前，接受我专访时留下的一句话；那也是我20多年媒体工作中，唯一与郭教授进行的长篇采访。
回顾他的一生轨迹，他半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对大学教育的投入、社会参与和人文关怀，早已深刻实践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
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怎样的特质？依我看，他必须能把学术研究转化为对社会现实的评论与反思；更重要的是，他要跨出本身的专业领域，走出“只对同行说话”的狭窄象牙塔，面向更广泛的知识公众。
即便对郭教授专研的社会学涉猎不深，许多人也会因他在《联合早报》《亚洲周刊》和《怡和世纪》等刊物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在大大小小场合的演讲，甚至是主持讲座、论坛时的睿智点评，深受启迪。
仅以他一再强调的一点为例：在多元形态下，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建构——不论是“新加坡人”还是“新加坡华人”身份的形塑，都必须经历漫长的过程，而且没有终点，就是非常深刻的提醒。
去年，他在85岁高龄时配合建国60周年，推出华文新书《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文化、语言与传播》，书籍充满大众知识普及与现实关怀色彩。
他受访时说，本地华人社群从海峡华人和过番客之分，到华校生和英校生分歧，再到原居民和新移民的矛盾，长期存在须磨合的问题。往后中美等强国的角力、地缘政治的变化，也势必使新加坡多元社会的融合变得更加复杂。
这种紧扣社会现实、面向公众说理的治学与写作风格，不正与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特征高度契合吗？
此外，他还积极主持本地各类文化讲座。大型者如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台湾著名电影导演侯孝贤，以及中港台文坛名家余秋雨、金庸、龙应台等主讲；相对小型的，则有探讨“新加坡人是否骄傲”的研讨会。郭教授告诉我，他的目的非常单纯，大部分与他的学术研究有关，而且“是社会参与的一部分”“是一种回馈”。
郭教授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主持项目，莫过于1988年受邀主持民选总统华语电视辩论。负责人告诉他，他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代表都接受的人选。郭教授认为这是种荣幸，是对学术界的尊重，也是学者应尽的任务。他肯定也明白，能取得各政党信任，是多少新闻从业员穷一生努力的目标。
郭教授对这个让他落地生根地方的回馈方式，或者说他融入这个社会的方式，还包括为本地媒体、出版业提供专业咨询。他曾任新加坡出版上诉委员会主席、新传媒华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会主席，以及早年新加坡广播局节目咨询委员会主席等职位。
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接触郭教授，正是他当新加坡广播局节目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以深沉而悦耳的嗓音，给当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提改进建议。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样的一把嗓音在尔后的20多年岁月里，一次次为我加油、打气。
连日来，多位本地政要与海内外学者纷纷发文悼念郭振羽，铿锵有力地感谢他无私的贡献、缅怀他的生平事迹。
对我来说，只想以此文，回应他那句自谦的“我尝试做公共知识分子”：“教授，那肯定是你一生最圆满，也是最无愧的实践。”
（作者是《联合早报》政治新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