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历史的长镜头看当前纷纷扰扰的世局，往往会看得比较清晰。
尤其是中东的乱局，那些交织着民族、部族、宗教、教派的恩怨仇恨，笼罩在千百年的王朝兴衰、革命烽火、武装冲突和地缘博弈上的重重雾霾，在强力的历史探照灯下才能被穿透，虽然不一定能“拨开迷雾见天日”，但视角肯定清晰得多，而且更加深邃。
伊朗当前的政局何尝不是如此？
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日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伊朗展开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大规模精准空袭和斩首式打击，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多名高层政治与军事领导人被击毙或失踪；伊朗空军与海军损失严重，多艘军舰被击沉，导弹发射能力受到重创。
这场行动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摧毁伊朗的核武与导弹能力，二是希望能促使伊朗政权更迭。
军事打击取得显著战果，第一个目标已大致达到，但伊朗无视美国与以色列的威胁，推举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接任父职，特朗普对此的直接反应是“我不高兴”，并声称没有他的认可，伊朗新领导人的位子坐不久。
然而，仅靠空袭就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吗？伊朗局势是否会走向权力真空、内斗或长期动荡，目前都是未知数，更重要的问题是：哪怕伊朗的神权专政有多“残暴”，整个高层领导的灭亡就必然会让它迎来世俗政治和民主的春天吗？伊朗人民长期以来的强烈反美情绪会立即烟消云散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重温一下历史。
先把镜头拉回到1978年1月。伊朗国内酝酿已久的反巴列维王朝运动终于爆发，迅速点燃起革命的火头。
那时我刚加入《星洲日报》不到一年，就在这场时代风暴中接受了新闻菜鸟的洗礼。身为国际组翻译员，整理和翻译纷至沓来的伊朗局势电讯稿成为日常主要工作，也因此接触了大量相关资料，对这个波斯文明古国的现况多少有所了解。
当时统揽大权的巴列维王是伊朗的末代国王，得到美国大力支持，从美国获取大量最先进武器以实现他的军事强国梦，使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支柱。他虽推动经济现代化，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却实行专制统治，政权与财富高度集中，贪腐横行，石油收入激增后，王室生活奢靡，与民众差距悬殊。他也因为在“白色革命”的土地改革中重新分配包括宗教基金土地在内的地产，严重损害了盘根错节的伊斯兰宗教势力的经济利益，成为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关键转折点。
巴列维王的统治高度依赖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严密监控社会，针对知识分子，肆意逮捕异见人士，并以酷刑审讯，据称致死数万人。
1979年1月，由反王权的世俗和宗教力量汇合而成的革命烽火已经燃遍全国，眼看大势已去，巴列维被迫逃到国外。同年2月，流亡法国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长老回返德黑兰，他领导的革命力量接管了政权，并在4月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撰写国际评论透视德黑兰事件
然而，“二月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并没有开始着手解决国内棘手的经济萎靡和社会动荡难题，而是继续维持革命的动力，继续“让子弹飞”。
1979年11月4日，巴列维在辗转流亡多国后，终于获准到美国治病，却激怒了伊朗人。一石激起千层浪，数百名伊朗学生突然冲进美国大使馆，将60多名使馆人员扣押为人质，要胁美国将他引渡回伊朗。伊朗政府虽然没有正式要求引渡巴列维，但霍梅尼的态度非常强硬，堵住了一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包括拒绝让美国总统卡特的特使入境，以及教宗和拳王阿里的斡旋。
那时我除了编译电讯稿，也开始为《星洲日报》撰写国际评论，在1979年11月18日发表了《德黑兰事件透视》一文，如此评述：“自今年2月革命以来，伊朗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从破坏的阶段跨入建设的阶段。奉行原教旨主义的回教运动虽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深厚的影响力，但它之所以能在革命中取得成功，毕竟还得借助那股自发性、非宗教的反巴列维力量……
“巴列维患病赴美，使霍梅尼得以乘机兴风作浪，将已经平息的革命狂热重燃，将人民注意力从革命后的政局不稳、经济不振和社会不安等官方无法解决的难题中，转移到一个记忆犹新而又容易辨认的目标上。这种‘宁乱毋治’的手法虽然不是霍梅尼发明的，但他却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固然可以因此而牢牢控制政权，但另一方面却使伊朗开起倒车，倒退了几十年……
“无论德黑兰事件如何解决，美伊关系的急转直下，以及伊朗局势的继续动荡已经成为定局。伊朗对美国采取的这种不留余地的行动，从中东的国际关系看来是很不明智的，伊朗的宗教领袖不但反美，而且反苏，它在11月6日同时废除与美苏的所有条约。”
冲入美国大使馆并扣押人质，是非常严重的违反国际法行为。然而，它也是当时沸腾的反美情绪所能找到的仅有发泄口。当年在处理这些新闻时对伊朗人那种异常强烈的反美情绪感受很深，至今印象犹新。
伊朗人为何如此痛恨美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将历史的长镜头再往回拉，一直拉到1953年。
英美为石油推翻伊朗民选政府
1953年，伊朗的命运被一场国际阴谋彻底改变了。
那年8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军情六处（MI6）共同策划了一项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的秘密计划，发动政变，推翻了摩萨台首相（Mohammad Mossadegh）领导的伊朗民选政府。
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伊朗政府被英美联手推翻的理由只有一个：石油。
摩萨台的“错误”就在于推动石油国有化，挑战英国对伊朗石油的控制，让英国怀恨在心，而美国则因担心伊朗落入苏联势力范围而同意协助。
这场政变戕害了伊朗的君主立宪制，恢复王权，让本来没有实权的巴列维王重新掌权，摩萨台则被控叛国罪，判处三年监禁。
巴列维王掌政后，迅速建立起高度依赖美国支持的威权统治，全面投靠美国，这无疑是西方在冷战中的一大胜利。
这场由外力推动的政变硬生生掐断了这个国家探索世俗民主的进程，将本土的民主幼苗连根拔起，摧残了新生的民主力量，使到伊朗在接下来的70多年先后陷入王权和神权的专制深渊中，无法自拔，万劫不复。
温和世俗政治势力的消亡，使宗教网络成为唯一能组织社会的力量，在1979年王权被推翻后，这股力量迅速填补政治真空，最终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确立了神权专政。
霍梅尼在掌握最高权力后，让宗教机构控制政治过程、安全机构维持统治、宗教法规范社会生活，以革命意识形态维持政权合法性。
霍梅尼在1989年去世后，哈梅内伊继承了他的铁腕统治，在接下来的近40年中，对内针对异己和一切改革力量，巩固权力，依靠拥有百万兵力（包括巴斯基民兵，Basij）的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控制社会和针对抗议活动。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的反政府示威浪潮中，据估计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害。
对外方面，则像钟摆一样，从巴列维王时代的极端亲美跳到极端反美。纵容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数十名人质长达444天就是最好的例子，导致伊美断交，两国的敌对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此外，哈梅内伊也通过扶持中东各地的武装组织组建所谓的抵抗轴心，形成抵御美国与以色列的防线。他曾扬言“要让以色列在地球上消失”，与这个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1953年，那场政变激起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深深埋下了反美火种，在1979年的革命中一发不可收拾。霍梅尼得以动员民众，核心口号就是反对“美国傀儡”国王。可以说，1953年的政变，为1979年革命植下了仇恨美国的深层基因，而哈梅内伊继承了这个基因。现在他也死了，这个基因会随着伊朗政权的可能更迭而消失吗？
要知道，伊朗权力结构的顶层由最高领袖控制，由神职人员主导，他们影响着国家每一项重要职能，并得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保护。这是一种即使领导者不在也能持续的体制。伊朗不像利比亚或伊拉克，只要一个强人倒台，整个国家或政权结构就会分崩离析。
维系着这个体制的是对内的严密控制甚至压制，对外则是整个中东最鲜明的反对美国和以色列霸权的姿态，而长期形成的结构性反美情绪是能够团结哪怕是“被压迫的人民”的一股重要力量。
因此，除非美国准备派地面部队大举入侵伊朗，用强大的军力消灭伊斯兰革命卫队，单靠空袭或特朗普所谓的“非常猛烈的重击”就想推翻伊朗政权，“让伊朗再次伟大”，谈何容易！但在汲取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后，特朗普敢违背“军靴不落地”的承诺吗？
当然，美国和以色列也可能会煽动和支持伊朗内部的反抗力量展开武装斗争，包括占40%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库尔德分离主义力量，引发内战。但后果非常严重，不但会挑起强烈的波斯民族主义，引爆更激烈的反美情绪，还会造成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拥有大量库尔德少数民族国家的恐慌和反弹，使中东陷入更错综复杂的乱局中。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伊朗发生内战也好，伊朗政权在外来的军事攻击和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下被推翻也好，即使政权更迭了又怎样？温和理性的民主有可能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中孳生吗？一个稳定的亲美政权有可能出现吗？中东从此就能够长治久安吗？
可叹的是，伊朗曾经拥有的世俗民主力量，已经在1953年那场政变中灰飞烟灭了！
可悲的是，伊朗从此陷入一场数十年一次的历史轮回中，可怜的伊朗人民7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至今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这可是一个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啊！
伊朗的错，在于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在冷战高峰期偏偏处于地缘博弈要冲。
眼看着拥有石油给一些国家带来的无妄之灾（还记得委内瑞拉吗？），或者使一些国家因为财富从天降而陷入挥霍贪腐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有时阿Q地想一想，我们没有石油或其他让人垂涎的天然资源，不也是一种福报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